八月四日清晨，天还没亮透，林怀安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
他披衣起身，推开房门，见苏清墨已经在槐树下，借着晨光在写什么。
她的侧影在微明中显得单薄而专注，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是这清晨里唯一的响动。
“起这么早？”
林怀安走过去。
苏清墨抬起头，晨光在她脸上镀了层柔和的金边，但眼下的青黑透露出疲惫。
“睡不着，把昨天的笔记整理一下。”
她合上笔记本，揉了揉太阳穴，“有些事，不记下来，怕忘了。”
“忘了也好。”
林怀安在她对面坐下，“有些事，记着太沉。”
“可总得有人记着。”
苏清墨轻声说，目光投向远山，“刘大爷，赵寡妇，孙老栓…他们的苦，如果连我们都不记，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林怀安没说话。
他也忘不了，忘不了那些布满皱纹的脸，那些空洞的眼神，那些卑微的愿望——吃顿白面馒头，孩子能上学，冬天不挨冻…
“今天还继续调查？”
苏清墨问。
“继续。”
林怀安点头，“但今天换个方向。
昨天看的是村里的贫困户，今天去看看相对好些的。
看看同样是农民，为什么有的人能过得下去，有的人就过不下去。”
“贫富差距的根源？”
“算是吧。”
说话间，其他人也陆续起来了。
洗漱，吃早饭，分组。
今天的分组做了调整：林怀安、苏清墨一组，重点调查村里相对富裕的农户；王伦、马凤乐一组，继续跟进贫困户；谢安平、常少莲、郝宜彬、高佳榕一组，去温泉疗养院周边，了解旅游经济对村民的影响。
“记住，”
林怀安在众人出发前再次叮嘱，“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保持平常心。
不要先入为主，不要带着情绪。
我们是调查者，记录者，不是审判者。”
众人点头，各自出发。
林怀安和苏清墨的第一站，是村里唯一的小杂货铺。
铺子不大，但货品齐全，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还有小孩吃的糖果。
老板姓陈，四十来岁，精瘦，眼睛很亮。
听说他们是北平来的学生，陈老板很热情，搬凳子，倒水，还抓了把瓜子。
“陈老板生意不错啊。”
林怀安打量着货架。
“凑合，凑合。”
陈老板笑呵呵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比不了城里的大铺子，但比种地强点。”
“您不种地？”
“种，怎么不种。”
陈老板说，“家里五亩地，三亩租的，两亩自己的。
但种地不挣钱，就开了这个铺子。
村里百十户人家，日常用的东西，总不能都跑镇上去买。
我这铺子，薄利多销，赚个辛苦钱。”
“那您这货源…？”
“从海淀镇上批。
每五天去一趟，背回来。”
陈老板说着，露出腿上的绑腿，“看，都是这么背出来的。
路不好走，二十多里地，来回得一天。
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雪。”
“辛苦。”
苏清墨轻声说，在笔记本上记下“小商贩，薄利多销，运输成本高”。
“辛苦是辛苦，但能糊口。”
陈老板倒是乐观，“而且这几年，来泡温泉的城里人多了，我这铺子生意也好了些。
他们来，总要买点土特产，山楂糕、核桃、红枣…这些我都进点，能多赚几个。”
“城里人来得多吗？”
“多，特别是春秋两季，人多的时候，我这铺子门口都排队。”
陈老板脸上放光，“他们有钱，舍得花。
有时候一天赚的，比种地一个月还多。”
“那村里其他人，也能沾上光吧？”
“有的能，有的不能。”
陈老板摇摇头，“脑子活的，手脚勤快的，能赚着。
像村西头的王寡妇，会做山楂糕，做得特别好，城里人喜欢，她就多做点，在我这儿寄卖，一个月能分不少钱。
村东头的赵木匠，会做小玩意儿，木雕的鸟啊，兔子啊，城里人当玩意儿买，也挣着钱了。
可那些只会种地的，就沾不上光。
地还是那些地，租子还是那些租子，该穷还穷。”
从杂货铺出来，林怀安和苏清墨又走了几户。
有做豆腐的张家，豆腐卖到疗养院，一天能挣一块多；有养鸡的刘家，鸡蛋供给疗养院和几家富裕农户，日子也过得去；有赶车的孙家，专门接送城里人，虽然辛苦，但收入稳定。
这些人家，虽然也说不上富裕，但至少屋里像样，孩子能吃饱，有的还能上学。
问他们有什么秘诀，答案出奇地一致：脑子活，不单靠种地。
“可那些只会种地的呢？”
走访完第五家，苏清墨忽然问，“他们就活该穷吗？”
林怀安答不上来。
他想起刘大爷，想起赵寡妇，想起那些只会种地、却连地都没有的农民。
他们难道不想脑子活吗？
可他们不识字，没本钱，没门路，能怎么活？
“去李石曾先生办的那些地方看看。”
林怀安说。
他们去了村里的编织合作社。
这是李石曾推动成立的，教村里的妇女编草帽、编篮子，统一收购，卖到城里。
合作社在一间大屋里，十几个妇女围坐在一起，手里忙着，嘴里聊着。
见他们进来，一个三十来岁、剪着短发的妇女迎上来，她是合作社的负责人，姓吴。
“吴大姐，我们是从北平来的学生，想了解一下合作社的情况。”
林怀安说明来意。
吴大姐很健谈，带他们参观，介绍。
“合作社是李先生前年办的，请了师傅来教。
开始没人愿意学，说编这玩意儿，能卖几个钱？
后来真卖出去了，一顶草帽能卖两毛，一个篮子能卖一毛五，大家才信了。
现在有二十多人在这做，按件计钱，手快的，一天能编两顶帽子，一个月能挣十来块呢！”
“那她们家里的地…”
“地还种着，但农闲时来这儿，能多份收入。”
吴大姐说，“像王嫂子，男人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就靠她。
以前就靠那两亩地，交了租子，剩不下啥。
现在来这儿编帽子，一个月能挣七八块，够一家糊口了。”
苏清墨仔细看着那些妇女的手。
粗糙，布满老茧，但灵巧。
几根草，在她们手里翻飞，不一会儿就编出帽檐，编出花纹。
“这些帽子都卖到哪儿？”
“北平城里，还有些卖到天津。”
吴大姐说，“城里人喜欢，说戴着凉快，样子也好看。
有时候订单多，我们还忙不过来呢。”
“那…”
苏清墨犹豫了一下，“李旭海老爷，对合作社有意见吗？”
吴大姐脸上的笑容淡了些：
“李老爷…嘿，开始是有点意见，说女人家不在家干活，出来抛头露面，不成体统。
后来看我们真能挣钱，也就不说啥了。
不过，我们的草料，得从他家买，价钱比外面贵一成。”
“那你们还买？”
“不买不行啊。”
吴大姐压低声音，“这村里，地是他的，山是他的，草也是他的。
不买他家的，他一句话，你就别想在这儿待了，而且从外面买运费高，质量和供应量上也没有保证。”
从合作社出来，两人心情复杂。
合作社是好事，让妇女有了收入，但依然受制于地主。
就像一根细细的藤蔓，挣扎着向上生长，但根还扎在地主的土地上。
“去豆腐坊看看。”
林怀安说。
豆腐坊是村里的老户，张家三代做豆腐。
但以前只做本村生意，一天做一板豆腐，够卖就行。
自从温泉疗养院开起来，城里人多了，豆腐需求大了，张家就扩大了规模，一天做三板，还添了豆浆、豆腐脑。
“城里人爱吃豆腐，说比城里的嫩。”
张家当家的，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一边点卤水一边说，“疗养院包了我一半的豆腐，剩下的卖给村里人。
现在一天能挣一块多，赶上以前三四天。”
“那您这豆子…”
“豆子从镇上买，比从李老爷家买便宜。”
张老汉很实诚，“李老爷家也卖豆子，但贵，还掺陈豆。
我做豆腐，要的是好豆子，不敢用他家的。”
“他不为难您？”
“为难？”
张老汉笑了，那笑里有苦涩，也有骄傲，“怎么不为难？说我抢他生意，说我坏了规矩。
可我张家三代做豆腐，凭的是手艺，是良心。
他李老爷再大，能大过理去？
再说了，我现在给疗养院供货，疗养院是李先生办的，他李老爷也得掂量掂量。”
从豆腐坊出来，已近中午。
阳光很烈，照在石板路上，明晃晃的。
两人找了个树荫坐下，喝水，吃干粮。
“看出点什么了吗？”
林怀安问。
“看出一点。”
苏清墨慢慢嚼着窝头，“同样在温泉村，有门手艺的，脑子活的，日子就能过下去。
单靠种地的，就难。
可问题是，手艺不是人人都有，脑子活也需要机会。
那些最穷的，往往是既没手艺，也没机会，只能在地里刨食，还被地主盘剥。”
“而且，”
她顿了顿，“就算有手艺，也得看人脸色。豆腐坊的张老汉，因为背靠疗养院，敢不从李旭海那儿买豆子。
可编织合作社的吴大姐，还得从李家买草料，贵也得买。
为什么？
因为豆腐坊的产品是卖给城里人的，城里人认的是豆腐，不是豆子是谁家的。可草料不一样，李旭海能卡脖子。”
林怀安深深看了苏清墨一眼。
这个女孩，心思之缜密，观察之敏锐，远超他想象。
她不仅看到了现象，还看到了现象背后的关系、权力、博弈。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他问。
苏清墨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
“出在…土地。
地是地主的，农民就得受制于人。
你想种地，得租他的地，交他的租。
你想做点小买卖，原料得从他那儿买，贵也得买。
你想出去做工，可城里工厂少，要的人也少，而且…你走了，地怎么办？
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
“所以关键是土地？”
“是，也不是。”
苏清墨摇头，“土地是根本，但光是解决土地，还不够。
你看那些有手艺的，日子是好点，但也只是糊口。
要真正好起来，得有别的出路。比如…”
她忽然停住，看向林怀安，眼睛亮起来：
“比如工厂。
如果村里有工厂，农民农闲时可以去做工，不用只靠那几亩地。
如果城里工厂多，农民可以进城做工，彻底离开土地。如果…”
“如果工业发展了，能造更多东西，农民需要的东西便宜了，他们手里的钱就值钱了。”
林怀安接上她的话，“如果国家强大了，不用进口洋火、洋布，钱就不用流到外国去。
如果教育普及了，农民的孩子能上学，能学本事，能改变命运…”
两人越说越激动，声音不自觉地提高。
路过的村民好奇地看他们，他们才意识到失态，相视一笑。
“这些都是"如果"。”
苏清墨的笑容淡下去，“现实是，我们没有工厂，没有工业，没有教育。
现实是，刘大爷还在交一石二斗租子，赵寡妇的孩子还是上不起学，孙老栓的地还是要抵给李旭海。”
“但至少，”
林怀安站起身，伸出手拉她，“我们看到了"如果"。
看到了，就有可能变成现实。”
苏清墨看着他伸出的手，看着这个少年眼中的光，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
她把手递给他，借力站起来。
“走吧，”她说，“还有一半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