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回到温泉女中，其他组也陆续回来了。
众人聚在教室，交流上午的见闻。
王伦那组跟进贫困户，情况依然令人揪心。
马凤乐说着说着就哭了：
“那个刘大爷，早上我们去的时候，他正蹲在门口喝粥。
你们知道那粥是什么吗？
是野菜掺着糠，稀得能照见人影。
狗娃在旁边看着，直流口水，刘大爷就分给他半碗…他自己就喝那半碗，还要下地干活…”
常少莲轻声安慰她，自己眼圈也红了。
谢安平那组去了温泉疗养院周边，带回来的信息则复杂得多。
有村民在疗养院门口摆摊卖山货，一天能挣好几毛；有村民在疗养院做临时工，打扫卫生，修剪花草，一个月能挣两三块；还有村民把房子租给城里人，一间屋一个月能收五毛租金。
“但这些都是少数。”
谢安平推了推眼镜，冷静地分析，“能沾上光的，不到三成。
而且，这些收入不稳定，城里人来了才有，城里人走了就没了。
像那个摆摊的王嫂子，她说春秋两季生意好，夏天冬天就没人，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挣一块多。”
“而且，”
高佳榕补充，“疗养院的工作，多是女人和老人做。
男人还是得种地，因为地不能荒。
可种地不挣钱，他们就觉得不公平，有怨气。
我们今天遇到几个年轻人，就说，凭什么女人能挣现钱，我们男人就得土里刨食？”
“还有，”
郝宜彬说，“疗养院带来的，不光是好处。
物价涨了，以前一斤肉一毛，现在一毛两分。
房租涨了，以前一间屋一个月三毛，现在五毛。
那些沾不上光的，就更穷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又沉重起来。
原来，哪怕在相对富裕的温泉村，贫富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因为新经济的出现，更加复杂，更加隐蔽。
“所以关键还是土地。”
林怀安总结道，“有地的，哪怕地少，至少能糊口。
没地的，就只能租地，交租子，给地主打工。
而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可怎么解决土地问题？”马凤乐擦擦眼泪，“把地主的土地分了？”
“分了，然后呢？”
苏清墨反问，“一家分几亩，还是不够。
而且，会种地吗？
有种子吗？
有农具吗？
遇上天灾怎么办？
生了病怎么办？”
“那就建工厂，让农民进城做工！”
马凤乐说。
“工厂在哪儿？
城里工厂本来就少，还要优先用城里人。
农民进城，住哪儿？
吃什么？
病了谁管？”
苏清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马凤乐答不上来，赌气地别过脸。
教室里一片沉默。
问题太大，太复杂，超出了这群学生的能力范围。
他们能看见问题，能记录问题，但怎么解决问题？不知道。
“其实，”
一直沉默的常少莲忽然开口，“李先生当年办温泉村，就是想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农民不离开土地，也能有额外收入。
比如合作社，比如小买卖。
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能让一些人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可这不够。”
王伦轻声说，声音里透着无力，“今天我又去了刘大爷家，狗娃发烧了，烧得说胡话。刘大爷没钱请大夫，只能拿凉水擦。
我给了他两毛钱，让他去请大夫，他扑通就给我跪下了…两毛钱，就两毛钱…”
她说不下去了，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
林怀安想安慰她，但不知道说什么。
是啊，两毛钱，在北平不过是一碗面的钱，在这里，却能救命。
可这样的两毛钱，他们能给多少？
能救多少人？
就在这沉重的时刻，外面传来脚步声，接着是王崇义的声音：
“同学们，李先生来了。”
众人一愣，连忙起身。
门开了，王崇义引着一个人走进来。
那人五十来岁，穿着灰色长衫，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清癯，眼神温和，正是李石曾。
“李先生好！”
众人齐声问好。
“好，好。”
李石曾笑着摆摆手，“听说你们在这儿做社会调查，我特意过来看看。
怎么样，有收获吗？”
“有，收获很大。”
林怀安恭敬地说，“但…问题也很多。”
“坐，都坐，慢慢说。”
李石曾在桌边坐下，示意大家也坐。
众人围坐下来。
林怀安简要汇报了这两天调查的情况，重点说了土地、租税、教育、医疗、贫富差距等问题。其他人不时补充。
李石曾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听到沉重处，眉头微皱。
“你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农村。”
听完汇报，李石曾缓缓开口，“不，应该说，是相对较好的农村。
温泉村有温泉，有疗养院，有城里人来，经济还算活跃。
你们要是去真正的穷乡僻壤，看到的会更触目惊心。”
“那…怎么办？”
马凤乐忍不住问，“李先生，您说，农村的贫富差距，到底该怎么解决？”
李石曾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
“你们觉得，农村为什么穷？”
“因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
谢安平说。
“如果把土地平均分配农民，人均土地是多少？够吃吗？农村还穷吗？”
李石曾反问。
谢安平说：
“如果把土地平均分配农民，人均土地够吃，但是没钱上学了，如果人口继续增加，就会仍然不够吃。”
“因为赋税太重。”
常少莲说。
“因为没文化，没技术。”
郝宜彬说。
“因为…”高佳榕想了想，“因为出路太少，只能种地。”
“都说得对，但都不全面。”
李石曾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众人，“我这些年，去过欧洲，去过日本，看过他们的农村。
他们的农村，也曾穷过，苦过，但现在，好多了。
也有大农场主雇佣人员种很多土地，所以农村土地现象兼并严重、贫富差距也只表面现象。
我们不能犯“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错误，大家都穷这样大家心理才舒服的毛病，核心是要让整个农村都富起来。
为什么？”
没人回答。
“因为工业。”
李石曾说，“欧洲、日本，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到处都是工厂。
农民种地不挣钱，可以去工厂做工。
工厂需要工人，农民需要工作，两全其美。
农民进了城，挣了钱，农村的人就少了，人均土地就多了。
人均土地多了，收入就高了。
收入高了，就有钱交税，有钱让孩子上学，有钱改善生活。”
他顿了顿，看众人都在认真听，继续说：
“而且，工业发展了，国家税收就多了。
税收多了，就可以减农民的税。
农民少交税，手里的钱就多了。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可我们国家没有工业啊。”
苏清墨说。
“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李石曾点头，“我们没有工业，或者说，工业太弱。
你们看看，我们日常用的，面粉、洋油（煤油）、洋蜡（蜡烛）、洋布、洋皂（肥皂）、洋烟、荷兰水（汽水）、洋火（火柴）、纸张、钢笔、墨水、铅笔、甚至洋钉（铁钉）、铁锹、洋铁皮、洋灰（水泥）、化妆品、洋车等等，哪样不是进口的？
为什么进口？
因为我们造不出来，或者造得不好，造得贵。
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设计师是丹麦建筑师莫律兰来做设计，他要的价格非常高，为什么不能我们自己来设计呢？
法国的贝熙业大夫的医术很高明，但是他们的西药更厉害，这些西药卖的非常贵，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些医术，能够生产这些西药，那么看病就会便宜很多，大家都能够看得起病。
钱都让外国人赚去了，我们越来越穷。”
“那怎么办？”
林怀安问。
“办工业，学技术。”
李石曾说得很干脆，“所以我才办中法中学，才送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
我们要学外国的技术，回来办自己的工厂。
我们要造自己的机器，自己的枪炮，自己的火车。
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强，农民才能富。”
“可这要很久…”
王伦小声说。
“是很久，也许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李石曾看着她，目光温和但坚定，“但再久，也得做。
不做，就永远没有希望。
做了，哪怕我们这一代看不到，下一代，下下一代，总能看到。”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
“你们看温泉村，为什么比其他村好一点？
因为这里有温泉，有疗养院，有城里人来。
城里人来了，要吃饭，要住宿，要买东西，村民就能挣钱。
虽然挣得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而且，因为城里人常来，村里的路修了，卫生搞了，环境好了。
这就是城市对农村的带动。”
他转回身，看着这群年轻的学生：
“你们做社会调查，很好。
但不要只看到问题，也要看到希望。
温泉村就是希望，合作社就是希望，豆腐坊就是希望。
虽然小，虽然弱，但它在生长。
而你们，就是让这希望长大的人。”
“我们…能做什么？”
苏清墨问。
“好好读书，学知识，学技术。
要用工业革命来解决当下农村问题，不要用农业来解决农村问题，扬汤止沸，就如同你生病了要借助药物来治疗，而不是靠自身饥饿、靠割肉来治疗。”
李石曾说，“然后，去办工厂，去搞科研，去当老师，去当记者。
每个人，在自己位置上，做自己能做的事。
工厂多了，农村就有出路了。
报纸敢说话了，问题就有人关注了。
学校多了，孩子就有希望了。
这不只是农村的事，是国家的事，是民族的事。”
他走到林怀安面前，拍拍他的肩膀：
“你们还年轻，路还长。
记住今天看到的，记住今天听到的，然后，去做。
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也要去做。
因为这一点点改变，可能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说完，他对王崇义点点头：
“王老师，我们接着说学校的事。”
两人走出教室，留下八个年轻人，面面相觑，心潮澎湃。
李石曾走后，教室里久久无人说话。
每个人都在消化刚才听到的话。
工业，技术，教育，国家，民族…这些词，在课本上见过，在演讲中听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具体，如此沉重，又如此充满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苏清墨轻声重复着这句话，眼中闪着光。
“可我们这点小火苗，能烧起来吗？”
马凤乐问，语气不再像刚才那样沮丧，而是带着一丝期待。
“烧不烧得起来，得烧了才知道。”
林怀安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李先生说得对，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做。
从能做的事做起，从眼前的事做起。”
“比如，教孩子识字。”常少莲说。
“比如，写调查报告。”苏清墨说。
“比如，把看到的告诉更多人。”高佳榕说。
“比如，好好读书，将来办工厂。”郝宜彬说。
“比如，学好会计，管好工厂的账。”谢安平推了推眼镜。
“比如，练好功夫，保护工厂。”王伦说，说完自己都笑了。
众人也都笑了。
是啊，练功夫和办工厂，好像不搭边。
但仔细想想，又搭边。
没有强大的国家，工厂办起来了，也会被人抢走。
就像刘大爷的地，赵寡妇的家，孙老栓的命…
“好了，”
林怀安拍拍手，“今天的调查到此为止。
明天开始，我们转去北安河村，开始识字助学。
今晚，我们把这两天的见闻整理出来，形成初步报告。
清墨，报告你来主笔，我们补充。”
“好。”
苏清墨点头，翻开笔记本，钢笔在手里转了一圈，“就从刘大爷开始写。
他的名字，他的年龄，他的地，他的租子，他的孙子，他的愿望…”
“从狗娃开始写。”
王伦忽然说，“从那个八岁，没上学，没娘，爹不知在哪儿，跟爷爷相依为命，发烧了没钱看病的狗娃开始写。”
“好，”
苏清墨的笔顿了一下，然后用力写下第一行字，“就从狗娃开始。”
夜色渐深，教室里的灯一直亮着。
八个人，围坐一桌，一人说，一人记，其他人补充。
刘大爷，赵寡妇，孙老栓，周铁匠，陈老板，吴大姐，张老汉…一个个名字，一段段故事，从记忆里流淌出来，落在纸上，落在历史里。
他们不知道，这份报告将来会不会发表，发表了有没有人看，看了有没有人管。他们只知道，要写下来，必须写下来。因为那些人是真实的，那些苦是真实的，那些挣扎是真实的。
而真实，自有力量。
窗外，月明星稀。温泉村在夜色中沉睡，偶尔传来几声犬吠。
远处，北安河村的方向，一片黑暗。
但林怀安知道，明天，他们会带着灯，去那片黑暗里，点燃一点光。
哪怕只是一点光，也能照亮几个孩子的眼睛，照亮几个家庭的夜晚。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