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天，下午三点。
组长台后面有一间小隔间。
那不算屋子，是用两块高隔板在墙角围出来的一块地方，两米见方，里面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三号楼的人管它叫“里头”。
上午十一点，付红英过来跟他说：“梅姐让你三点到里头。”
三点差两分，陈九斤绕过组长台，掀开那块挡在门口的布帘。
林素梅坐在桌子后面。
桌上摊着两个本子。红的那个合着，蓝的那个开着。
她手里拿着蓝笔。
“坐。”
这是她对他说的第二句话。
第一句是六天前那七个字。
陈九斤坐下了。
隔间的布帘外面有脚步声。付红英和岑立春站在帘子外头——不是偷听，是被叫来的。三号楼的规矩，里头说事，外面得有两个人站着。
林素梅把蓝笔别回本子边上。
“下个月起，”她说，“A组的表你签。”
陈九斤没有出声。
“副组长。”她说。
隔间里安静了两秒。
“梅姐。”
“嗯。”
“我问三句话。”
林素梅看着他。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她把手放在桌上。
那就是问。
“第一句。”陈九斤说，“副组长要在什么东西上签字。”
“月表。”林素梅说，“通话量表。调岗单。”
“还有呢。”
“出勤。”
“就这四样？”
“就这四样。”
“第二句。”陈九斤说。
“每个月核完，垫底那三个，谁报上去。”
林素梅的手在桌上没有动。
“组长台。”她说。
“组长台是您。”
“对。”
“第三句。”
陈九斤把身子往前挪了一点。
“报上去以后，二号楼开出货单。”
“出货单上有三样。开单人签，经手人签，登记处盖讫。”
“经手人那一栏，写谁的名字。”
隔间里没有声音。
外面大厅里那四十个格子的动静隔着两块隔板传进来，很闷。
林素梅坐在桌子后面。
她这一次停了。
停了大概三秒。
这三秒里她没有看别的地方，她一直看着陈九斤。
“副组长。”她说。
陈九斤把这三个字接住了。
他这十天做的所有事情——蹲在水泥管子后面数箱子、拎着汽水去值班室、把十四个月的编号一个一个抄下来、当着六十个人把一块砖压在三张纸上——绕了一大圈，最后绕回到这一栏上。
出货单上，经手人那一栏。
从下个月起，那一栏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每个月三个人。
他签一次，三个人上车。
一年十二次，三十六个人。
他坐在这把椅子上，把这笔账算完了。
算完他往下算了第二笔。
这一栏是三签之一。
出货三签：开单人签，经手人签，登记处盖讫。三样齐了，人才能出园区。
昨天他站在阮玉兰那张桌子前面，问的是第三样。
他问：要是您不盖，会怎么样。
阮玉兰答：单子退回去，重开。
三年前退过一次，隔了一天。去年冬天退过一次，隔了六天。
那一天，那六天，人还在园区里。
那是第三样。
现在他手上要来的，是第二样。
一张出货单，要三个人点头才能走。
其中一个人，从下个月起是他。
他不签，单子就不齐。
单子不齐，人就不上车。
陈九斤在椅子上坐着，把这两笔账并在一起。
他要的不是不签。
一个月三个人，他要是一次都不签，这栋楼下个月就换人当副组长。换的那个人会签，签得比谁都痛快。
他要的是那支笔在自己手上。
笔在自己手上，就有两样东西是他的。
第一样：他知道每一张单子什么时候开、开给谁、编号是多少。
第二样：他可以慢。
一张单子在他手上压三天，跟压三个钟头，纸上看不出区别。
十天前他站在二号楼门口，靠的是三张纸和一块砖。
那三张纸是他从抽屉里翻出来的，从打印机出纸口抽走的，从旧簿子里扒出来的。
从下个月起，那些纸从他手上过。
他抬起头。
“梅姐。”
“嗯。”
“我要一样东西。”
“你说。”
“调动权。”
林素梅的手指在桌面上动了一下。
“哪一种。”
“三种。”陈九斤说。
“第一种，工位。这一层四十个格子，谁坐哪儿，我排。”
“第二种，进人。往后A组要补人，从哪个楼调、调谁，我说了算。”
“第三种——”
他停了半秒。
“出人。”
“A组的人往外调，得我签字。”
“调到B组、C组，调回一号楼，调去别的楼，都算。”
“没有我的字，调不走。”
隔间外面，付红英那边的地上有一声很轻的响——是她换了下重心。
林素梅低下头。
她把桌上那个蓝本子往自己面前挪了一寸。
她抽出蓝笔，在本子上写了两行。
写完她把笔放下。
“行。”
陈九斤没有动。
“梅姐。”
“嗯。”
“这三样，您就这么给了。”
“对。”
“三种里头，”陈九斤说，“第三种最重。”
“我知道。”
“您要是给了我第三种，”他说，“往后A组的人，谁也调不走。”
“我知道。”
“连您也调不走。”
林素梅抬起眼睛。
“我知道。”
隔间里安静了。
陈九斤在椅子上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这五天在这栋楼里跟这个人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字。
她说过七个字，一个“坐”，一个“行”。
现在他要了三样东西，她一样也没有推。
她甚至没有问他要这三样干什么。
“梅姐。”
“嗯。”
“我最后问一句。”
“你问。”
“您手底下这四十个人，”陈九斤说，“上一个副组长是谁。”
外面付红英的脚在地上又蹭了一下。
林素梅把那个蓝本子合上了。
她没有答这个问题。
她把两个本子摞在一起，红的在下面，蓝的在上面。
“下个月一号。”她说，“你去把这个月的表核完。”
“核完签字。”
“行。”
陈九斤站起来。
他走到布帘那儿，掀开。
付红英和岑立春站在外头。
付红英手里抱着自己那个磨圆了角的本子。她看见他出来，往旁边让了半步。
岑立春没有让。
他站在那儿，看着陈九斤。
他今年二十七，来这园区一年零三个月。上个月他成了两笔，这个月到今天成了一笔。
他就是陈九斤写在那张纸上的第一个名字。
“陈组长。”岑立春说。
这三个字他叫得很生硬。
“嗯。”
“听说下个月起，垫底的名单您签。”
“对。”
岑立春看着他。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我这个月一笔。”他说。
陈九斤看着他。
“我知道。”
岑立春把眼睛转开了。
他往自己格子那边走了。
付红英站在原地。
她抱着那个本子，往隔间那边看了一眼——布帘已经放下来了。
她压低了声音。
“九斤。”
“付姐。”
“上一个副组长。”
“您说。”
付红英把本子往怀里抱紧了一点。
“姓吕。”
“他人呢。”
“调走了。”
“调哪儿了。”
付红英没有说话。
她的眼睛往东边那面墙上抬了一下，又收回来。
那面墙贴着这个月的表，表的下面是空地，空地过去是玻璃门，玻璃门外面往东南是一条路。
那条路的尽头是二号楼。
“他签了几个月的字。”陈九斤问。
“四个月。”
“第五个月呢。”
付红英把嘴闭上了。
她转身回自己格子去了。
陈九斤站在组长台旁边。
他往一排第二那个格子看了一眼。
高凯坐在那儿，送话器在耳朵上。
他把手插进口袋。
刚才在隔间里，他把那三样要下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一件事。
第三种最重。
有了第三种，A组的人谁也带不走。二号楼下个月来提人，得先过他这一关。
这是他要的。
现在他站在这儿，把这件事翻过来想了一遍。
第三种确实最重。
可她给得太快了。
一个人守着一样东西六年，红笔写一本蓝笔写一本，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
这样一个人，把手里的三样东西给出去，连问都不问一句。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她本来就打算给。
第二种：这三样东西，在她手里已经不值钱了。
陈九斤站在大厅里。
他想起刚才那一栏。
出货单，经手人。
从下个月起，那一栏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上一个在那一栏上写名字的人，写了四个月。
第五个月他就不在这栋楼里了。
调动权在他手上。
那一栏也在他手上。
这两样是一块儿来的。
陈九斤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
他往一排第一那个格子走。
他坐下的时候，隔壁格子里高凯正好把送话器挂回挂钩。
那一声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