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悬了半天，最后还是退出了通讯录。
编码的事他得先自己查清楚再说。
人事档案的复印件被他翻回原样塞进抽屉里，那串数字记在预案文件的背面，墨迹还没干透。
他正准备起身去人事科调原始学历认证材料，桌上的座机又响了。
号码是外线，区号010。
“周建国。”
“建国，是我，沈正清。”
周建国的手在听筒上收了一下。
“沈教授，您好。”
“客气什么，上个月学术会上刚见过。”电话里的声音带着一点中年男人特有的沙，说话的节奏不紧不慢，“我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公事，是私事。”
“您说。”
“知舟在你那儿吧？”
周建国的后背绷了一下，椅子弹簧被压出一声闷响。
“在。”
“我有个东西要转交给他。用快递太慢了，我托人带过去，今天下午应该到。一封信，你帮我转一下。”
“什么信？”
沈正清在电话那头沉了两秒。
“三年前柏林那台手术，你听说过吧？”
周建国没吭声。
“患者叫约根·韦伯，德国人，脊髓髓内肿瘤合并脑干压迫，术前所有的会诊意见都是不可手术。知舟上的台，做了三个小时。”
沈正清的声音停了一拍，像是在斟酌措辞。
“手术成功了，但后面发生的事你也大概知道。他没等术后观察结束就离开了柏林，走得很急。”
“这封信是那个患者写的？”
“韦伯去年秋天开始学中文，学了半年，亲笔用中文写的。他一直在找知舟，找了三年，辗转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周建国用笔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笔尖在末端打了个结。
“我会转交给他。”
“还有一件事。”
“嗯。”
“大赛的名单我看到了，他用了真名报的？”
周建国的牙关咬了一下。
“用了。”
“那就好。”沈正清说完这三个字之后隔了很长的间隔才继续开口，“建国，他自己愿意用真名，说明他准备好了。别替他担心太多。”
电话挂了。
周建国把听筒放回去，手掌在桌面上摁着没动。
下午三点十七分，一个顺丰的同城件送到了急诊科护士站，刘姐签的收。
牛皮纸包裹不大，信封规格，收件人写的是贺知舟，寄件人一栏空白。
刘姐把包裹搁在值班桌角上，贺知舟从诊室那边走回来的时候差点没看见。
“谁的？”
“你的，顺丰刚送来的。”
贺知舟把包裹拿起来翻了一面，没有寄件信息，只有一个手写的收件地址。
他用指甲划开封口，里面是一只白色的信封，信封正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贺知舟医生亲启。
字迹很生硬，一看就是外国人写的汉字，横竖撇捺的比例不太协调，但每一笔都很用力。
信封没有封口，他抽出里面的信纸。
两页A4纸，手写，同样的中文字迹，行间距很宽，每行只写六七个字。
贺知舟站在值班桌旁边，低着头看信。
王涛从旁边经过瞄了一眼。
“贺哥，情书啊？”
贺知舟没应他。
信不长，但他看得很慢。
第一页写的是问候，语法有些古怪，主谓搭配偶尔倒过来，像是从德语直接翻译的思维。
第二页的内容他看了两遍。
文字大意是：三年前的手术改变了写信人的一生。术后恢复比所有人预期的都好，现在可以自己走路，可以开车，去年冬天带女儿去了一次阿尔卑斯山滑雪。
中间有一段话，字迹比其他地方更重，笔画压进了纸面里。
我知道您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您离开柏林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我找了三年才找到可以转交这封信的人。
但请您知道，我活着，我的女儿还有父亲，我的妻子还有丈夫，这一切都因为您在手术台上的那三个小时。
最后一行字写得最慢，笔画间有墨水洇开的痕迹。
谢谢您，贺医生。如果您愿意，韦伯一家永远欢迎您来海德堡做客。
落款是约根·韦伯，日期是两个月前。
贺知舟把信纸翻回第一页，又看了一遍那些歪歪扭扭的中文字。
一个德国人花了半年学中文，就为了用中文给他写这封信。
他把信纸折回原来的折痕，塞回信封里，信封放进白大褂左边胸口的口袋。
口袋鼓了一小块。
王涛回来的时候端着两杯豆浆。
“贺哥，到底谁写的？”
“一个老朋友。”
“什么老朋友用快递寄信啊，打个电话不行吗？”
“他中文不太好，打电话说不清楚。”
王涛把豆浆搁在桌上，没再追问。
后面几天方晓雯注意到贺知舟白大褂左胸的口袋总是鼓着一小块，换了衣服也是，像每天早上会把那个东西从旧衣服兜里掏出来再放进新衣服里。
周五傍晚交班的时候她终于问了一句。
“你口袋里揣的什么，天天鼓一块。”
贺知舟的手指碰了一下胸口那个位置。
“护身符。”
方晓雯看了他两秒，没接话，转身去整理交班记录了。
护士站的日光灯管换过了新的，比之前亮了些，贺知舟胸口口袋的轮廓在灯光下投了一小片浅浅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