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茂走的那天，钟国胜送到车站。
许大茂带着周咏梅和两个孩子，拎着来时的那个旅行袋，袋口系得紧紧的，里面装着许富贵老两口塞进去的东西。
一包晒干的枣子、几斤小米、两双许母亲手纳的布鞋垫。
安安站在许大茂旁边，手里握着钟继山送她的一颗子弹壳，另一只手拉着周咏梅的衣角。
乐乐被周咏梅抱在怀里。
钟国胜看着许大茂，两个人之间没有多余的话要说，该说的那天下午都已经说完了。
许大茂转过头来看了钟国胜一眼，点了一下头，钟国胜也点了一下头。
然后许大茂领着周咏梅和两个孩子上火车，走了几步之后回头看了一眼，钟国胜还站在原地。
那天晚上钟国胜坐在正房的桌边，把那本旧连环画翻了一遍，又放下了。
赵建英在灶台边洗碗，听见钟国胜把书合上的声音，回头看了一眼。
钟国胜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站在枣树底下抽了一根烟。
抽得很慢，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的，最后掐灭了扔进墙角。
后来许大茂打过几次电话来。一开始是从港岛那边打到轧钢厂保卫处办公室，约好了时间，钟国胜坐在办公室里等。
电话里许大茂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过来，带着些电流的杂音，听不太真切但能辨认出每一个字。
许大茂说了些港岛那边的事，片场新接了一个项目，安安上了小学，乐乐开始学着叫爸爸了。
钟国胜拿着听筒听着，偶尔应一句，大部分时间在听。
许大茂说完了之后会问一句“你那边怎么样”，钟国胜说“老样子”，然后两个人沉默几秒钟，许大茂说“那我挂了”，钟国胜说“好”。
电话挂断之后，钟国胜坐在桌前把听筒放回去，继续批手头的文件。
过了两年，许大茂的电话打得更勤了一些。
有时候是晚上打到九十五号大院所在的街道传呼站，传呼站的人来敲门喊“钟国胜，电话”，钟国胜披上外衣穿过胡同走到传呼站，拿起听筒。
许大茂说他在港岛那边拍了几部新片子，有的卖得好有的卖得不好，但总体来说稳住了。
许大茂说安安成绩不错，老师说可以考好一点的中学。
说乐乐调皮，整天在院子里跑，把周咏梅种的花踩了好几回。
钟国胜听着，偶尔问一句“安安喜欢什么课”，许大茂说“算术”，钟国胜说“那挺好”。
一九八零年的春天，许大茂在电话里说了一件事。
说他在港岛认识了一个姓陈的人，在四九城这边有路子，问钟国胜有没有兴趣做点小生意。
钟国胜已经是保卫处副处长了，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处理保卫处的大小事务。
在电话这头沉默了一下，问了一句“做什么生意”，许大茂说“还在想，先搭个线”。
钟国胜说“行，你那边有消息跟我说”，挂了电话之后站在传呼站门口抽了根烟才往回走。
后来几年，许大茂隔一阵子就打电话来，有时候说电影的事，有时候说别的事。钟国胜这边也在变，一九八二年升了保卫处处长，保卫处的老面孔换了一批。
钟继山上了初中，钟胜利上了小学，钟爱英开始跟着哥哥们满院子跑。
赵建英还在百货公司上班，每天早出晚归，甄大娘偶尔来住一阵子帮着带孩子。
日子过得跟以前差不多，但钟国胜知道外面在变，厂里的工人开始有人做小买卖了，街上多了些个体户的摊子，报纸上关于经济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
一九八五年夏天，许大茂打来电话说政策放宽了，他在这边办了一些手续，问钟国胜准备好了没有。
钟国胜那天晚上坐在正房的桌边，把这件事在心里过了一遍。
想起这些年自己在保卫处待着，从内保大队队长干到处长，厂里的事他什么都管过，巡逻、门岗、物资核查、防火防盗、工人纠纷。
事情干得不差，但钟国胜也知道自己不适合一直待在体制里。
想起钟继山出生那天自己在医院走廊里等，想起钟胜利学会走路那天一头栽进自己怀里，想起钟爱英第一次喊“爸”的时候自己正蹲在灶台前刷锅。
那些事一件一件地从钟国胜眼前滑过去。
第二天钟国胜去厂里递了辞职报告。
办手续花了将近一个月，保卫处的交接、人事科的审批、备案，每一步都要跑。
赵建英没有拦钟国胜，甄大娘问过几句，钟国胜说“以后你就知道了”，甄大娘没有再追问。
钟继山问过钟国胜“爸你不干了吗”，钟国胜说“换一个活法”，钟继山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第一家电影院开在南城的一条街上，铺面不大，两间门面打通了，摆了一百来个座位。
设备是从港岛那边进的，许大茂托人办了手续，运费加关税花了不少。
钟国胜自己盯着装修，刷墙、铺地、装座椅、调放映机，每一样都亲自过手。
开业那天来了不少人，以前保卫处的同事、街坊邻居、赵建英百货公司的同事。
许大茂从港岛打来电话，说“祝开张大吉”，钟国胜站在售票窗口旁边拿着电话听筒，看着门口排队的观众，说了一句“还行，人不少”。
后来生意慢慢上了轨道。
第一家电影院开了半年之后，在东城找了第二间铺面，比第一间大一些，座位多了一倍。
第二年开了第三家和第四家，到一九八八年，钟国胜和许大茂合伙开的电影院在四九城有二十家。
七家电器店开在电影院旁边的铺面上，卖收音机、录音机、黑白电视机、电风扇，后来添了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
许大茂在港岛那边管进货和渠道，钟国胜在这边管铺面、人员、账目。
三个孩子也长大了。
钟继山二十岁，在四九城一所大学读经济系，放假回来的时候到电影院里帮忙，管过售票、理过账本、修过放映机。
钟胜利十七岁，读高二，成绩不如哥哥，但脑子活，在学校里组织过义卖，收了一堆旧书旧衣裳卖了钱捐给街道。
钟爱英十五岁，读初三，成绩不错，喜欢画画，房间里贴满了她自己画的画，有几张还被钟国胜拿去电影院门口的橱窗里摆过一阵子。
那天傍晚钟国胜坐在南城那家最早开的电影院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本账册。
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保险柜和一台电话机。
窗外是电影院门口那条街，有人在售票窗口前排着队，两个小孩蹲在门口吃冰棍。
钟国胜把账册翻到最后一页，把今天的数字加了一遍，合上放在桌角。
电话响了，钟国胜拿起听筒，那头传来许大茂的声音。
“老钟，下周有一批货到天津港，你那边安排人接一下。”
“行，我让继山去。”
“继山放假了？”
“放了，在家待着也是待着，让他跑跑腿。”
许大茂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那行，我这边跟船运公司确认一下时间，明天给你回话”。
钟国胜应了一声，两个人又说了几句别的，然后挂了电话。
把听筒放回去，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那条街上。
钟国胜坐了一会儿，站起来把账册锁进保险柜，关了灯，推门出去。
门口售票的小张喊了一声“钟经理明天见”，钟国胜点了一下头，走出电影院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