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恩斯河畔的战俘营内。
从天空向下看去，英印军队的战俘营区十分整洁。
木质的营房排列整齐，每栋房屋前甚至开辟了小片菜地，铁丝网外的岗哨上，德军士兵裹着大衣执勤，枪口朝向天空。
辛格和另外两百多名印度士兵一起盘腿坐在营房前的空地上看着台上的政委给他们讲课。
“同志们，今天我们来算一笔账。”
讲台上，四十多岁的德国政委推了推眼镜。
他身后的黑板上用粉笔画着一台简单的织布机。
“假设你父亲——或者你家乡的某个叔叔——在纺织厂干活。”
政委的声音平缓，像是拉家常，
“他每天天亮进厂，天黑才出来，整整十二个小时。在这十二个小时里，他能织出这么多布。”
政委在黑板上画了十段线条：
“这些布拿到市场上，能卖10个卢比。”
“那么厂主该付你父亲多少工钱？”
政委问，目光扫过台下一张张面孔，
“按照“公平交易”，该付10个卢比，对不对？”
士兵们有些迟疑地点头。
政委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叉。
“但现实往往是相反的，工厂主只会付给你父亲——2个卢比。”
他用粉笔把十段线条分成两部分。
“这两段，是你父亲的工钱。
剩下的八段，厂主拿走了。
他说：这是我的机器钱、厂房钱、原料钱、我的“管理费”。
但同志们，请想一想——”
“机器不会自己转，厂房不会自己织布。
是你父亲的血汗让机器转动，是他累弯的腰背填满了厂房。
可为什么他创造的大部分价值，都被另一个人拿走了？”
“这八段，我们叫它“剩余价值”。”
政委说，
“让我们算得更明白些。”
“假设你父亲从二十岁干到五十岁，三十年。每年工作三百天，每天被拿走八段价值。三十年下来，他被拿走了——”
粉笔在黑板上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
“七万两千段！”
“这些被拿走的钱去了哪里？”
“变成了厂主在孟买的别墅，变成了他女儿在英国留学的学费，变成了他家里收藏的英国古董。
而你们父亲得到了什么？一身伤病，早衰的身体，仅此而已。”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命。”
政委的声音突然提高，
“不！这不是命，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制度！
是剥削制度！”
政委走到台下，在士兵们中间缓缓走动：
“在军队里也一样。你们想想：
一个英国列兵的军饷是多少？
一个印度列兵的军饷又是多少？
三倍！为什么？因为你们肤色不同？信仰不同？
不！因为在这个制度里，你们被划定为“次等人”，这就是压迫和剥削！”
“剥削不只是工厂老板拿走了工钱。”
政委回到讲台，
“更是军队里长官拿走你们的尊严，是地主拿走收成的七成，是英国总督拿走整个印度的粮食去喂饱伦敦的市场。
它们是一棵毒树上的不同果实，根子都是同一个——有些人认为，他们天生就该拿走别人创造的大部分价值，而创造价值的人，只配得到勉强糊口的那一点。”
政委放下了粉笔，
“我希望今天这节课之后，每个人都想一想：
你父亲、你兄弟、你自己——这一生被拿走了多少“八段”？
这些被拿走的生产价值，现在在谁的口袋里？
又在滋养着谁的生活？”
辛格低下头，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
这双手拿过步枪，举过白旗，现在正学习握笔。
黑板上的十段线条在辛格的眼睛里微微晃动，那短短的“两段”显得那么刺眼，那么微不足道。
而旁边那长长的“八段”，像一条无声的河，流淌着无数个父亲、无数个工人、无数个被偷走的人生。
辛格想起了佛罗伦萨城外。
英印第4师的防线崩溃时，英国军官们最先坐上吉普车逃走。印度士兵被丢在阵地上，听着德军坦克逼近的声音。中尉史密斯——那个总是用马鞭抽打动作慢的士兵的英国佬——逃跑前还朝人群开了两枪，打伤了两个试图爬上车的士兵。
“我们……我们是自愿服役的。”
台下突然响起一个微弱的声音。是来自孟买的年轻士兵卡马尔，他父亲是小公务员，一直以儿子加入“皇家军队”为荣。
“自愿？”
“当你的家乡在饥荒中饿死三百万人，而英国总督还在往伦敦运小麦时，大部分人选择参军吃军粮——这叫自愿吗？
这叫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辛格握紧了拳头。他记得1899年的饥荒。
爷爷总说，那时候村边的河里漂满了尸体。英国官员说这是“天灾”，但同一年，加尔各答的港口运走了足够养活半个印度的粮食。
讲课后是劳动时间。
战俘营实行的是四小时学习，四小时劳动，八小时休息的制度。
劳动不是惩罚——除非你被判定有罪。
辛格被分配到木工车间。他在家乡跟叔叔学过木匠活，现在成了小组的技术指导。
他们正在制作课桌椅，这些家具将被运往意大利北方的学校。
“辛格，这个榫头应该再深半公分。”
说话的是施罗德。他五十多岁，战前是科隆的家具匠人。现在他穿着工人的蓝色工装，手把手教战俘们德国工艺。
“是的，先生。”
“叫同志。”
施罗德纠正道，
“在这里，我们都是同志。”
辛格点点头，小心调整着刨刀的角度。木屑飞溅，松木的清香弥漫在车间里。
但战俘营不总是平静的。
三天后的早晨，集合号比平时早了半小时。所有战俘被命令列队到广场。
广场中央搭起了临时审判台。台上坐着三名法官：一名德国军事法官、一名意大利民事法官、一名由战俘营民主推选的印度士兵代表——是来自旁遮普的老兵古尔巴汗。
台下押上来十七个人。
辛格认出其中几个：
哈里什，那个在溃散途中抢了佛罗伦萨郊外农舍的壮汉；萨米尔，他强奸了一个意大利女孩，还杀了她的父亲；还有五个人组成的小团伙，他们在逃亡路上洗劫了三家店铺，打死两个店主。
审判公开进行。
检察官是一个会说乌尔都语的意大利律师，他站起来逐条宣读罪行，出示证据。
“他们丢尽了印度人的脸！”
辛格身后的一个士兵低声骂道。
“这些英国佬的走狗，在印度欺压百姓，到了国外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古尔巴汗在审判席上脸色铁青。当轮到战俘代表发言时，他站起来，
“兄弟们，这些人犯下的罪行，和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干的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他们披着军装，拿着枪，就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判决当场宣布。
七人犯抢劫、杀人、强奸等重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六人犯抢劫、伤害罪，判处十年至二十年劳动改造，刑满后视改造情况决定是否遣返。
四人犯轻微抢劫罪，判处一年至三年劳动改造。
枪决在营区外的废弃采石场进行。
战俘们没有被强制要求观看，但他们都听到了传来的枪响声，间隔均匀，冷漠而精确。
那天晚上，营房里异常安静。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又过了一周，思想教育的主题变成了“斗争的可能性”。
“你们可能觉得，英国太强大了，不可能被打败。”
“但在德国，1918年时，我们也这样想。
容克贵族、大资本家，他们控制着军队、警察、法庭、报纸。看起来坚不可摧。”
政委向台下的军人们展示着照片：
柏林街头的街垒，工人赤卫队，皇宫上升起的红旗。
“但当工人阶级觉醒，当士兵同志们在韦格纳主席的领导下调转枪口对准国内的反动政府时，那个看似强大的反动政府，在短时间内就崩塌了。”
“在俄国，苏联的同志们最开始面对的是整个欧洲的干涉军。
他们以为能掐死年轻的苏维埃。但看看现在——”
政委展开世界地图，红色的区域已经连成一片。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柏林，社会主义国家站起来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让每个士兵明白，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国家和未来打仗。”
慢慢的，辛格晚上做的梦开始变了。
不再是佛罗伦萨溃败时那种被坦克追赶的噩梦。
而是奇怪的梦：
他梦见回到旁遮普的村庄，但村里没有英国税务官；他梦见父亲还活着，在村里的合作社里记账；他梦见妹妹开开心心的去了学校，书包里装着印地语课本。
一天晚上学习小组讨论时，他突然开口：
“如果……如果我们回去。我们能改变印度吗？”
小组里安静了片刻。十二个印度士兵围坐在营房角落，煤油灯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
“德国同志说过，”
拉姆轻声说，
“革命需要先锋队。需要有人先觉醒，然后把火种带回去。”
“但英国人会杀了我们。”卡马尔担忧地说。
“德国同志也说过，”
“害怕的人永远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我父亲害怕了一辈子，还是饿死了。我哥哥害怕，被工厂的机器切断了手。我……我不想我的孩子继续害怕。”
四月，战俘营举办了第一次文化节。
印度士兵们表演了家乡的舞蹈和歌曲。德国政委们唱了《国际歌》的德语版。意大利政委朗诵了葛兰西的狱中书信。苏联政委跳了哥萨克舞，差点把桌子踢翻。
辛格参与编排了一个短剧：
《纺织厂的一天》。他扮演的是工人的父亲，当工厂的监工用鞭子抽打因为劳作过度而昏倒的工人时，台下传来士兵们压抑的啜泣声。
那天深夜，辛格在日记本上写字——这是战俘营发的学习用品之一。他写道：
“今天明白了“阶级”的意思。
我父亲是纺织工人，德国同志汉斯的父亲是矿工，意大利同志卢卡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我们是一样的。
英国工厂主、印度地主、德国容克贵族——他们也是一样的。
我想回家。但不是回到那个家。我想回到一个不同的印度。
也许这很疯狂。但德国同志说，所有革命在成功之前，都被认为是疯狂的。”
窗外，远处的恩斯河静静流淌，而在水流的低语中，仿佛能听见一个声音，微弱但坚定，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重复着同一句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战俘营的春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