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瑞士洛桑，国际调停会议。
长桌两侧坐着两个意大利的代表团。
北侧是意共代表团：葛兰西、陶里亚蒂、隆哥，以及作为观察员的德国代表施密特、苏联代表米高扬。
南侧是意大利王国“民族拯救政府”代表团：巴多格里奥元帅、齐亚诺伯爵。
谈判持续了十七天。
双方争论的焦点从未改变：领土、政权合法性、赔偿、以及未来关系。
1月28日，凌晨三点，最后一轮磋商。
葛兰西的眼神锐利：
“先生们，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北方的工农群众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
巴多格里奥盯着地图，那上面用红线划出了一条蜿蜒的分界线：
从西海岸的拉斯佩齐亚开始，向东沿亚平宁山脉脊线，经佛罗伦萨以北、佩鲁贾、安科纳，至东海岸的佩萨罗。
以北，是即将成立的“意大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南，是保留君主立宪的“意大利王国”。
“佛罗伦萨……”
巴多格里奥声音有些干涩，
“你们也要拿走？”
“佛罗伦萨已经在我们手中。”
隆哥冷静回应，
“而且，元帅，您应该清楚——如果以佛罗伦萨为界，罗马就在你们南方政权的绝对控制区内。你们保住了首都，保住了教廷所在地，保住了政治象征。”
将罗马留给南方政权，既避免了与教廷的正面冲突，也让南方政权有了维持“全意大利合法政府”名义的遮羞布。
而北方获得了更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整个波河平原、托斯卡纳工业区、威尼托大区——占全意62%的工业产能、45%的耕地、55%的人口。
最终协议在1927年2月11日签署，史称《洛桑协定》。
意大利王国承认“意大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双方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按实际控制线固定边界，设立非军事区。建立关税同盟，货币暂时互通（北方发行“劳动里拉”，南方仍用旧里拉）。
允许平民在三个月内自由选择定居国。但结果令人震惊：
约120万南方农民、工人北迁，而南迁的知识分子、资本家、旧官僚仅约8万人。
墨索里尼及其他47名法西斯主要战犯由北方政权审判（南方政权主动放弃司法管辖权）。
德国、苏联立即承认北方政权；英法美在三个月内先后承认。
签字仪式后，葛兰西走到阳台上，望着莱芒湖的薄雾。
施密特走到他身边。
“您看起来并不高兴，安东尼奥同志。”
葛兰西咳嗽了几声，裹紧了身上的大衣：
“分裂一个国家……永远不会是值得庆祝的事。但我们赢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空间，避免了更长的内战。只是……”
他望向南方，
“那些还留在南方的工农群众，他们还要等多久？”
“时间在我们这边。”
施密特平静地说，
“当北方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孩子免费上学、病人有医疗保障时，南方的无产阶级会自己做出选择的。”
协议签署后，定都的争论在意共内部激烈展开。
都灵派主张：“都灵是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摇篮，是意大利工业的心脏！”
热那亚派强调：“海港城市，便于国际联系！”
佛罗伦萨派则认为：“文化首都，象征文艺复兴精神与社会主义的结合！”
最后，葛兰西在政治局会议上投下了决定性一票：“米兰。”
葛兰西的理由是：
米兰是波河平原的交通枢纽，铁路网辐射整个北方，便于中央调控经济。
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倍耐力等企业总部或主要工厂在此，便于实施工业国有化改造，米兰及周边有85万产业工人，是意大利最集中、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
而且，米兰是意大利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在这里建立社会主义首都，具有“在最坚固的堡垒升起红旗”的宣告意味。相比拥挤的都灵、地形受限的热那亚、古迹众多的佛罗伦萨，米兰有更多可规划空间建设新的政府区、工人住宅区、文化设施。
1927年3月1日，米兰杜莫广场。
超过五十万群众聚集。当葛兰西在阳台上宣布意大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时，人群的欢呼声响彻天际。
新的政府机构没有占用旧政权建筑，新政府在米兰东北规划了全新的“人民宫”建筑群，但在建成前，临时总部设在米兰理工大学校园。
葛兰西说：“社会主义政权应该从知识开始。”
意大利新政权成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缺人。
中央及地方行政、司法、经济管理、教育文化等岗位，至少需要5.2万名受过基础训练、政治可靠的干部。
而意共现有骨干，包括地下时期成员、解放区培养人员，总数约1.1万人，其中能立即担任中级以上职务的不足3000人。
共产国际接到意共同志们的求援后不得不迅速启动国际援助计划。
德国派出了首批1200名德国中低级干部（来自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合作社）以技术顾问身份赴意，任期两年，德国同志们的任务是一对一培养意大利的接替者。
每个德国顾问需在任期内培养出至少三名合格的意大利本土干部。
德国还派出300名党务教育专家，帮助在意建立三级党校网络：
米兰的中央党校，培训省部级干部，学制六个月，大区党校（都灵、热那亚、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培训县级干部，学制四个月，地方党校（20个工业城市）培训基层干部，学制两个月。
经济管理方面，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派出150人团队，帮助建立北方政权的计划经济框架。重点领域集中在能源、交通和冶金方面。
苏联则在重工业，军工基础，安全机构等方面加大了对意援助。
罗马，奎里纳莱宫。
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看着北方日新月异的发展暗自皱眉。
“他们想用面包收买我们的人民。”
他喃喃道。
巴多格里奥元帅站在一旁：
“陛下，更危险的是思想。
我们的情报显示，北方电台的广播在南方的收听率越来越高。他们在讲土地改革、工人权利、免费医疗……而我们……”
他顿了顿，
“我们还在和地主谈判减租，和资本家协商工时。”
南方政权在《洛桑协定》后陷入了尴尬境地：
经济上，失去了北方工业区，南方本就薄弱的工业更显凋敝，政治上，王室威信因与法西斯媾和而受损，资产阶级政府缺乏民众基础，军事上，军队士气低落，士兵们听说北方的战友分到了土地，开始出现逃亡。
齐亚诺伯爵——这位政变后未被追究、反而在新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的前法西斯高层——提出了一个危险的建议：
“也许……我们应该引入更多外国资本，特别是英美资本，对抗北方的影响力。用资本主义的繁荣，对抗社会主义的承诺。”
米兰，葛兰西在病床上审阅着第一个季度的经济报告。
北意的工业产值恢复到战前85%，失业率从28%降至9%，婴儿死亡率下降30%。
他咳嗽着，对陶里亚蒂说：
“我们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
它能在意大利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现在……我们要让它长得足够强壮，让南方的同胞看到，除了贫穷、压迫和外国支配，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窗外，米兰的春天来了。第一辆“菲亚特500人民型”原型车驶过街头，孩子们第一次走进免费的新学校，老工人在诊所配到了曾经买不起的药物。
而更南方的罗马，暮色中的教廷敲响了钟声。
那钟声仿佛在问：意大利的未来，究竟属于北方红色的黎明，还是南方旧世界的黄昏？
答案，藏在每一个普通意大利人的选择里，藏在1927年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