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后的第三天，王建新没有闲着。
他在厂区大礼堂组织了一场卫生知识讲座。医疗队和医务室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连张文华也来了，坐在台下第一排，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钢笔。这是他头一回主动坐到第一排。
工人们下了班，陆陆续续往大礼堂走。有的穿着灰色工装，有的穿着蓝色工装，有的还戴着安全帽，帽子上沾着灰。有的一边走路一边抽烟，烟头在暮色里一明一暗的。大礼堂里坐了大几百人，黑压压的，连过道都站满了。
王建新站在台上，没有讲稿，就一张嘴。
“工友们，我们这次来不光是为了看病，也是为了教大家如何少生病、不生病。”他的声音不大，但大礼堂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伟人说，预防为主。最好的医生是不得病。”
他讲工伤预防。轧钢车间怎么防钢坯跑偏，高炉车间怎么防煤气泄漏，焦化车间怎么防化学灼伤。他讲的都是具体的事，不喊口号，不念文件，工人们听得进去。
“你们在车间干活，安全帽一定要戴好。别嫌热，别嫌沉。脑袋不比帽子金贵？”台下有人笑了。
他讲急救知识。出了工伤怎么办，流血了怎么止血，骨折了怎么固定，烫伤了怎么处理。他一边讲一边做示范，用绷带、夹板、止血带，一样一样地演示。刘晓东在旁边当“伤员”，被王建新翻过来翻过去，捆得像个粽子，台下的工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他讲常见病防治。腰疼的、膝盖疼的、胃疼的、头疼的，怎么预防，怎么缓解，什么时候该来医务室，什么时候该去医院。他讲得简单，听得懂，记得住。
“你们下了班，别光顾着喝酒打牌。出去走走，活动活动筋骨。你这身子骨，是给国家干活的，不是给你糟蹋的。”
他讲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夏天别喝生水，冬天别冻着。吃饭别凑合，睡觉别将就。
“你们在厂里流汗，家里老婆孩子指着你们呢。你把自己身体搞垮了，对得起谁？”
台下有人低着头，有人抹眼睛。
讲座结束后，王建新在厂区门口设立了一个简易的医疗咨询点，每天下午对外开放。一个临时棚子，四根木桩撑着一块帆布，摆了一张长条桌、几把折叠椅。桌上铺着白布，摆着血压计、听诊器、一本登记簿。刘晓东用毛笔写了块牌子——“医疗咨询点”，挂在棚子前面，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看得清楚。
来的人络绎不绝。有问腰疼的，有问膝盖疼的，有问头晕的，有问失眠的。有的工人下了班不回家，先来咨询点坐一会儿，量量血压，问问身体。王建新一个一个地解答，不急不躁。能当场处理的他当场处理，处理不了的他写在纸上，让他们第二天来医务室。
刘晓东在旁边登记，一五一十地记下来，工号、姓名、车间、主诉、处理意见，写得工工整整。半个月下来，登记簿用了厚厚两大本。
王建新继续在医务室坐诊。
这天来了个老工人，五十来岁，背微微驼着，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捂着胃，慢慢走进来，坐在诊桌前面，喘了口气。
“同志，我胃疼了好几年了，吃什么都疼，怎么办？”
王建新让他躺到检查床上，用神识探查了一下。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黏膜严重萎缩，肠上皮化生，属于癌前病变。再拖几年，可能就是胃癌了。
他用针刺中脘、内关、足三里，银针刺入，灵力缓缓渗入，温养胃腑。然后开了一张方子——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木香、砂仁、党参、白术、茯苓、甘草、陈皮、半夏、生姜、大枣。健脾和胃，行气止痛。
三剂药下去，老工人的胃疼明显缓解了。他再来复诊的时候，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说话也有了力气。
“同志，你这药真管用。我这胃疼了好几年，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你这三副药下去，比什么都强。”老工人说着，眼眶红了。
王建新又改了药方，为他开了半个月的药剂，叮嘱他喝完再来复查。“回去按时吃药，别吃生冷硬的，少吃多餐。养胃是个慢功夫，不能急。”
老工人拿着药方，千恩万谢地走了。
消息传开了。来的人更多了。不光是首钢的工人，连附近工厂的、街道的、甚至石景山区外面的人都闻讯赶来。医务室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队，从早上排到下午，有时候天黑了还有人。
张文华现在主动配合了。
他不再攥着药柜的钥匙不撒手了。刘晓东去取药，他主动把钥匙递过去，说“要什么你自己拿，登记一下就行”。他不再在工人面前说风凉话了。有工人问他“新来的大夫行不行”，他说“行，比行还行，人家是一等功臣，咱们得好好学”。他开始主动向王建新请教针灸技术了。
有一天下午，病人少了些，张文华端着一个搪瓷缸子走到王建新跟前，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王队长，你那个针灸……能不能教教我？”
王建新抬起头，看着张文华。张文华的眼神里有不好意思，有期待，还有一点紧张，像是怕被拒绝。
“能。”王建新说，“只要你想学，我就教。”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病人少的时候，王建新就教张文华针灸。从最基础的穴位讲起——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经络走向，穴位定位，主治病症，针刺深浅，补泻手法。张文华学得很认真，笔记本记了好几本，字迹工工整整，有些地方还用红笔标注。
王建新教得也认真。他把自己知道的、能教的，都教给张文华。不是因为他多喜欢张文华，是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三万多个工人还得有人看病。张文华虽然能力有限，但毕竟是这个厂里唯一的医生。他多学一点，工人们就多一分保障。
张文华有时候学得慢，一个穴位记好几遍也记不住。王建新不烦，一遍一遍地讲，在人体模型上指给他看，在自己身上扎给他看。“张主任，不急，慢慢来。学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张文华有时候学得晚了，天都黑了，医务室里就他们两个人。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王队长，你说我要是从你们第一天来就认真学，我现在是不是能多学不少东西？”
王建新说：“只要努力学，一直都不晚。”
张文华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王建新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七月三十一号下午，开门办学结束了。
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了医务室门口。绿色的，帆布篷，发动机还在突突地响。医疗队的八个人早就收拾好了行李。
厂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一众领导都来了。主任姓马，五十多岁，他握着王建新的手，摇了又摇，说：“王队长，这两个月辛苦你们了。你们给厂里做的贡献，我们都记着呢。”
副主任陈国庆站在旁边，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感激，有不舍，还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
王建新跟马主任、陈副主任一一握手，跟车间的干部们一一告别。张文华站在人群后面，两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脚在地上蹭来蹭去。
陈国庆把王建新叫到一旁。医务室后面的墙根底下，没有别人，只有他们两个。陈国庆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递过来。
“王队长，这是厂革委会的决定。”他的声音不大，但很诚恳，“给你们医疗队每人五十块钱奖金，作为这两个月的辛苦费。钱虽然不多，但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王建新没有接信封。他把手背在身后，看着陈国庆，摇了摇头。
“陈主任，我们不要钱。”
陈国庆愣了一下。
“我们是工农兵学员，是伟人派来的。给工人看病是应该的，不能收任何东西，更不能收钱。”
陈国庆看着王建新，看了好几秒。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把信封收回去，塞回工作服口袋里，然后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王建新的手。那双手很有力，像钳子一样，握得王建新手骨节嘎吱响。
“王队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王建新笑了笑：“陈主任，以后厂里有什么医疗上的事，随时联系我。”
张文华最后还是走过来了。他走到王建新面前，站住了，两手垂在身体两侧，像小学生见老师一样。他的嘴唇动了好几次，才说出话来。
“王队长，对不起。”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几乎听不见，“如果从你们第一天来，我就认真和你们学习，我一定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王建新看着张文华，这个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医生，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白大褂还是皱巴巴的，但脸上的表情不一样了。以前那种不咸不淡的劲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诚恳，还有一种遗憾。
“张主任，只要努力学，一直都不晚。”王建新说，“如果缺少资料，有机会去我们学校，我帮你找一些。”
张文华的眼眶红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来。他点了点头，伸出双手，握住了王建新的手。他的手指凉凉的，干瘦干瘦的，但握得很紧，像是在抓住什么东西，不想松开。
卡车发动了。八个人爬上车厢，靠着车帮坐下来。行李堆在中间，被褥卷堆在一起，帆布包摞在一起，网兜挂在车帮的铁钩上。
陈国庆站在车旁，仰着头，朝王建新挥手。马主任站在台阶上，两手背在身后，点了点头。张文华站在医务室门口，白大褂被风吹得飘起来，一只手举起来，慢慢地挥着。几个车间的干部、医务室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个闻讯赶来的工人，站在路边，朝他们挥手。
“王队长，常来啊！”有人喊了一声。
“医疗队的同志们，辛苦了！”又有人喊。
刘晓东趴在车帮上，朝下面使劲挥手，手都快甩脱臼了。李建国推了推眼镜，也挥手，幅度小一点。郭强闷声说了一句“再见”，声音不大，但下面的人听见了，有人朝他竖了个大拇指。周小梅和陈秀英眼眶红红的，咬着嘴唇，使劲忍着没哭出来。
卡车开动了。突突突的，冒着黑烟，沿着厂区的道路往外开。医务室越来越小，厂区大门越来越小，那些站在路边挥手的人越来越小。王建新靠在车帮上，看着那些渐行渐远的烟囱、高炉、车间，看着那片被钢铁和火焰染成的天空。
刘晓东在旁边说：“队长，你说张文华以后能学出来吗？”
王建新说：“只要肯学，就能。”
刘晓东又问：“那五十块钱你真不要？五十块呢，够吃好几个月的。”
王建新看了他一眼：“你是来赚钱的？”
刘晓东缩了缩脖子，不吭声了。
卡车驶出厂区，驶上公路。夕阳在身后，把卡车的影子拉得老长，窗外的田野一片金黄，玉米快熟了，高粱红了穗子。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有狗在叫，有鸡在叫，有小孩在巷口追逐打闹。
晚上，卡车回到了北京医学院。八个人跳下车，腿都坐麻了。校革委会的干事在门口等着，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见王建新下车，他迎上来，把文件递过去。
“王建新同志，经校革委会研究决定，你被评为开门办学先进个人，医疗小组被评为开门办学先进集体，通报表彰。”
王建新接过文件，看了看，折好放进口袋。
“谢谢。”
八个人拎着行李，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七月的北京，天热得很，树叶一动不动，知了叫得震天响。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打篮球，有人在草坪上乘凉。宿舍楼的灯亮着，有的窗户开着，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样板戏的旋律断断续续的。
刘晓东走在王建新旁边，忽然说了一句：“队长，你说咱们这两个月，算不算干了一件大事？”
王建新想了想，说：“不算。”
刘晓东愣了一下：“啊？救了那么多人，还不算大事？”
王建新说：“那是咱们该干的。该干的事，干好了，不算大事。”
刘晓东挠了挠头，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明白。
八个人走到宿舍楼下，各自散去。王建新拎着行李上了楼，推开宿舍的门。他把行李放在床上，把被褥铺好，把帆布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摆好。牙刷放进牙缸，毛巾挂在铁丝上，书摆在桌上，钢笔插在笔筒里。
收拾完了，他坐在床沿上，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表彰文件，又看了一遍。纸是普通的信纸，油印的字，有些地方模糊了。他把文件折好，放进抽屉里。
窗外，操场上的灯亮了，昏黄的灯光洒在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球在草地上滚来滚去，笑声传过来，隐隐约约的。远处的教学楼黑着灯，只有一楼的值班室还亮着。天上有星星，不多，但亮。
王建新脱了鞋，躺在床上，把枕头垫高，靠在床头。他闭上眼睛，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两个月的事。抢救小刘，治疗老孙头，抢救三个工伤工人，给老工人看胃病，教张文华针灸。还有那五十块钱——他不后悔，从来就没想过要。工农兵学员，伟人派来的，收钱算怎么回事？
明天开始，又要上课了。政治课、解剖课、病理课，还有实验室里的切片、显微镜、福尔马林的味道。还有那些等着他看的病人，等着他做的手术。
日子还得过。学还得上。病还得看。晚上继续进入空间，先洗了个澡，和大猫它们玩了一会，喂它们吃了肉，又开始挤牛奶，做奶制品，忙忙碌碌，但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