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驶入曼哈顿中城，在一栋低调的酒店门前停下。
这是CAA长期合作的酒店，安保严密，私密性极好。
陈诚的房间在顶层套房，落地窗外是中央公园的全景。
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他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打开笔记本电脑，查看《DieFOrYOU》的混音进度。
马克·朗森发来了三个版本：
一版偏重低频，鼓点沉重，适合电台播放；
一版人声突出，情感更加直白；
还有一版加入了大量的环境音效，营造出梦幻的氛围感。
陈诚戴上监听耳机，逐一细听。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大脑飞速运转——第一版的商业性最强，但略显俗套；
第二版情感充沛，但少了些层次；
第三版最有艺术性，但传播风险较大。
他给马克回复邮件：
“做第四版。以第二版为基础，保留人声的原始质感，
但从第一版里提取低频的冲击力，
在副歌部分加入第三版的环境音效，但只作为背景层，不能喧宾夺主。”
发送之后，他走到窗前，俯瞰中央公园。
这片巨大的绿地此刻正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
跑步的人群、遛狗的老人、嬉戏的孩子，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城市画卷。
但他的思绪已经飘到了更远的地方。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泰勒发来的消息：
“明天下午三点，我的工作室。带好你的嗓子。”
陈诚回复：“准备好你的钢琴。”
十月十八日，上午十点，《纽约时报》总部。
安妮·莱博维茨的的摄影棚简洁得近乎空旷，
只有几盏柔光灯，一块灰色背景布，一把简单的木椅。
这位传奇摄影师本人穿着一身黑色工装，银发在脑后扎成利落的发髻。
她看到陈诚走进来，眼神锐利地打量了他几秒钟，然后点头：
“比照片上更有棱角。”
陈诚礼貌地微笑：“谢谢。”
“坐。”安妮指了指那把椅子，“我们随便聊聊，你不用看镜头。”
陈诚坐下，调整了一下姿势。
他今天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袖口随意挽起，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安妮端起相机，却没有立刻拍摄，而是问道：
“你从中国来，带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却在美国乐坛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功。你觉得是为什么？”
问题很直接，也很深刻。
陈诚没有立刻回答，他思考了几秒钟，然后说：
“音乐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情感表达。
我写歌的时候，想的不是这是中文歌或这是英文歌，
而是这是我想表达的情感。
如果这种情感足够真实，足够强烈，那么无论用什么语言唱，都会有人共鸣。”
“所以你在刻意淡化自己的文化身份？”
“不。”陈诚摇头，“我在寻找共性。
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爱、失去、渴望、遗憾。
我的文化背景让我对这些情感有独特的理解角度，但情感本身没有国界。”
安妮按下快门，咔嚓一声。
她换了个角度，继续问：
“很多人说你是闯入者，打破了美国乐坛的固有格局。
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格局本来就是用来打破的。”
陈诚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如果音乐有国界，那嘻哈乐不会从美国传到全世界，
摇滚也不会从英国传入美国。
好的音乐，自然会找到它的听众。”
“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偏见和质疑？”
“偏见和质疑一直存在。”陈诚说，
“但当你用作品说话的时候，那些声音会渐渐变小。
因为听众不在乎你从哪里来，只在乎你的歌好不好听。”
安妮又拍了几张，然后放下相机，走到陈诚面前，仔细端详他的脸。
“你的眼睛里有种很特别的东西。”她说，
“不是野心，不是欲望，而是一种……平静的自信。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而且相信一定能走到。”
陈诚没有否认。
安妮重新端起相机：“现在，看镜头。”
陈诚抬起头，目光直视镜头。
那一瞬间，他的眼神变了——依然平静，
但平静之下，是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感，
像一张拉满的弓，箭在在弦上，引而不发。
安妮连续按下快门，咔嚓声连成一片。
拍摄结束后，她看着相机屏幕上的预览，点了点头：
“这张封面会很有冲击力。”
《纽约时报》的专访记者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牌乐评人，问题更加犀利。
从创作过程到文化冲突，从商业运作到艺术追求，
两个小时的对话，几乎涵盖了陈诚职业生涯的每一个维度。
陈诚的回答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不过分谦卑，也不显得傲慢；
既承认运气的作用，也强调实力的重要性；
既尊重美国乐坛的传统，也坚持自己的创新。
采访结束时，老记者合上笔记本，看着陈诚，忽然说：
“你知道吗，我采访过很多一夜成名的艺人。
大多数人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成功冲昏头脑，但你不一样。
你清醒得可怕。”
“清醒是必要的。”陈诚说，
“因为这个行业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幻觉。”
“你能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幻觉？”
“作品是真实的。”陈诚说，
“数据会撒谎，报道会夸张，但一首歌好不好，听众的耳朵不会骗人。”
老记者笑了：“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