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二十八，西安已经下了入冬以后的第二场雪。
西北风从渭河滩上刮过来，裹着满岸的沙土，刮得西关外工地上的脚手架吱呀乱响。
灰扑扑的防尘网扯得歪歪扭扭，像块晒蔫的破布，悬在半空中晃。
这是西关外最大的一处回迁楼工地，上千个民工挤在工地深处的活动板房里，大多是从宝鸡、渭南、汉中来的农民。
那两年国企下岗潮正卷遍西北，城里的工人往南走，周边的农民往城里涌，西安城边上到处是这样的工地，到处是蒙着水泥灰的外乡人。
董利来这儿已经三个半月了，从地基开槽干到三层封顶，一分钱工钱还没拿到。
这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拍了拍身上的水泥灰，从板房墙角拎起那件旧军大衣往工头办公室走。这军大衣还是他三年前从宝鸡号子里出来的时候，他妈给缝的，领口磨起了毛，袖口补了两块不同色的补丁，却比工地上所有人的外套都干净。
他永远是这样，身上灰再多，领口袖口总收拾得齐整。但他的话永远不多，在工地上干了三个半月，跟同屋的人说过的话屈指可数，除了借火、问时间这类不得不开口的事，他几乎从不主动搭话。
工头老周的办公室在工地入口处的砖房里，亮着个昏黄的白炽灯泡，里面围着四五个人，都是老周手下的带班，正围着铁皮炉子喝酒。
帘子掀开的时候，一屋子的酒味和旱烟味扑面而来，裹着热气扑在董利脸上。
老周抬眼扫了他一下，没吭声，继续跟旁边的人划拳，搪瓷酒杯撞得叮当响。
“周哥，”董利站在门口，声音低沉地问，“那三千块工钱，你看啥时候能结？我家里等着急用。”
“工钱？”老周把酒杯往桌上一墩，酒洒出来半杯，顺着桌沿往下滴，“活都干成那熊样还有脸要工钱？三楼山墙砌歪了半公分，没罚你钱就不错了。”
旁边几个带班哄笑起来，有人吹了声口哨。
董利个子高，瘦，站在门口像根插着的木桩，听到那些人哄笑，他往前迈了半步回答道：“周哥，放线的时候就是这么放的，我按线砌的，砌歪了也不能怪我吧。”
他心里清楚，老周这是故意的。头天晚上他亲眼看见老周带着这几个带班的喝多了，醉醺醺地随手把墨线挪了半公分。
没人会替他一个外乡人作证，在这工地上，老周的话就是线，就是道理。
“我说歪了就是歪了！”老周猛地站起来，他个子比董利矮半头，却往前凑了凑，唾沫星子喷到董利脸上，“怎么？你个宝鸡来的土锤子，还想跟我讲理？”
旁边两个带班跟着站起来，往董利这边围了过来，胳膊抱在胸前，一脸的挑衅。
他们都是西安本地的混混，跟着老周吃工地饭的，平时就爱欺负外地民工。
董利没说话。
他的手在身侧攥成了拳，指节捏得发白，大衣袖子底下的胳膊绷得硬邦邦的。
三年前号子里那股血劲“嗡”地一下涌了上来。当年在宝鸡看守所，号头也是这么欺负他，最后他用半块砖头砸得对方头破血流。
但这次他忍了，因为屋里对方有四个人，真动起手来自己讨不到好，更重要的是，动手了，就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他盯着老周的脸，眼神阴沉沉的，像盯着猎物的狼，没一点温度。
对峙了几秒，老周被他看得有点发毛，伸手狠狠推了他一把：“看什么看？赶紧滚！再闹一分钱都没有！”
董利被他推得往后踉跄了半步，后背撞在门框上，隐隐生疼。
他站稳了，还是没说话。不是不敢还手，是觉得不值。为了三千块，在这里打一架，要么被派出所抓进去，要么被赶跑，都不划算。
他突然又想到了更省力气的法子，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觉得丝毫意外。好像这三年安分日子过下来，骨子里那套东西从来就没散过，只是暂时压着而已。
他又看了老周一眼，慢慢松开拳头，转身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自始至终，他没吵，没闹，没争一句，连嗓门都没提高一点。
外面的风更大了，刮得脸生疼。董利没回板房，顺着工地围墙根慢慢往西边走，一直走到沣惠渠的桥边上，才停下来。
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五毛钱一包的羊群烟，抖出一根点上，烟火在夜色里明灭。
三千块。他在工地上熬了三个半月，起早贪黑，手上磨了三层茧，就值三千块，还说不给就不给。
真是好笑，也真是凄惨。
他吸了一口烟，烟劲很冲，肺里呛得生疼。烟雾顺着他鼻子喷出来，混在风里，很快就散了。
原来走到哪都是一个道理。他本来以为出了号子，洗心革面卖力气，就能换一口安稳饭吃。
结果宝鸡的号子里是弱肉强食，西安的工地上还是弱肉强食。
讲理？在底层的泥坑里，从来就没有讲理的地方。谁的拳头硬，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就算。
黑暗里，他的嘴角动了动，眼神比刚才更沉了。
董利站在桥头上，一直站到烟烧到了手指头，才把烟蒂弹进水里，转身往回走。
他心里的那个念头却越来越清晰——打工是挣不来活路的，要想不被人欺负，要想拿到自己该拿的东西，得有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