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那边一听，立刻兴奋起来——两年前那桩悬案，终于有了着落。
8月5日下午五点，温州警方带来的指纹与法子英和劳荣枝的指纹对比一致，确定温州两女被害案也是二犯所为。
无论法子英承不承认此案是否是他所为，都已经是铁证如山。
至此，根据现有的证据，警方就已确定有七条人命葬送在案犯手中。
作案地点分别是江西南昌、浙江温州和安徽合肥。
七条命，南昌熊启义一家三口，温州梁晓春和刘素清，合肥殷建华和木匠陆中明。
审讯室里，负责此案的民警翻着厚厚的卷宗，一条一条地核对。
法子英腿上的伤还没好利索，但他的嘴一直没闲着。
“你们南昌那个熊启义啊，我本来没想杀他的。他不老实，非要报警，我这才下的手。”
民警抬起头：
“那他老婆孩子呢？三岁的孩子，你也下得去手？”
法子英沉默了一下。
“斩草要除根嘛。留着也是祸害。”
民警把笔往桌上一拍：
“法子英，你还有没有人性？”
“人性？”
法子英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咧嘴笑了，“我法老七这辈子，就是靠没人性活下来的。有人性的，都死了。”
在法子英接下来的供述中，他说与劳荣枝还曾到过广东广州、江苏常州、广西南宁、福建厦门、山东东营、湖北黄梅等地。
“每到一地，都是她出去坐台，勾引男人实施绑架，然后撕票。”
法子英说得轻描淡写，像是在汇报工作一样，“我跟你们讲，劳荣枝那个人，你们不了解。她看着像个弱女子，实际上比我还狠。”
民警问：
“具体在哪些地方做过案子？时间、地点、受害人，说清楚。”
法子英眼珠子一转，又开始东拉西扯了。
一会儿说在广州做过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常州，具体时间地点含含糊糊，人名更是一个都对不上。
有前车之鉴，警方自然不会轻信法子英的供述，这些案件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链才能认定。
“你就是想吹牛，是不是？”
民警合上笔录本，
“法子英，你以为多扯几个案子出来，我们就会觉得你厉害？”
法子英嘿嘿笑了：
“你们爱信不信。”
有些穷凶极恶的罪犯被捕之后，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于是就大肆地吹嘘一顿。
一是要将警方玩弄于股掌之上，二是因为他们拥有着表演型人格，希望别人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身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刷存在感”。
法子英显然就是这一种。
民警问法子英：
“搞仙人跳、敲诈勒索就行了，为何还要杀人？”
法子英竟说是为了生存，要保证自己每个月有足够的花费，不低于一两万元。
“一两万？”
民警皱着眉，
“你知道多少人一年都挣不到一两万？”
“那是他们没本事。”
法子英撇了撇嘴，
“我法老七过惯了花天酒地的日子，让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还不如杀了我。”
“所以你就杀人？”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活得好一点吗？”
法子英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杀人，他们死，我活着，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于自己今天这个下场，法子英只得承认“输了”。
“我最好的结局呀，就是从作案现场直接到刑场，圆满！”
法子英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竟然带着几分得意。
这句话里丝毫没有对死者的同情，充分暴露出一个亡命之徒的凶残嘴脸，简直是毫无人性可言。
后来，法子英在看守所里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
记者坐在铁窗外，法子英坐在铁窗里。
他换上了统一的囚服，但脸上的八字胡还在，鼻毛依旧从鼻孔里往外冒，和胡子连成一片。
“在庭审时，看到作案现场的照片，是不是觉得自己太残酷了？”
记者问。
法子英歪了歪头，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他大言不惭地回答：
“很正常啊，是预料之中的事。而且我的下场和他们也一样啊！”
记者愣了一下，又问：
“在法庭上，你为什么七次为劳荣枝辩护？你认为劳荣枝看上你的是什么？”
法子英这时显示出了自信，他挺了挺胸，脸上露出一种近乎温柔的表情：
“我很有魅力的，像个男人样子，而且也有细腻温柔的一面。光能打杀，只是一个武夫。”
记者翻了翻手里的资料，又问：
“你离家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女儿，那该是1994年吧？”
法子英点了点头：
“我九岁的女儿……有时候也想。”
“想她什么？”
“想她干什么？”
法子英自己问自己，然后耸了耸肩，
“那只是一瞬间的事，不过……很快就在脑中消失了。”
记者追问：
“你对女儿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法子英说：
“做那种事情的不讲亲情，只讲义气。”
“自己堕落成为杀人恶魔，这样值不值得？”
这时法子英低下了头，把话题岔开了。
记者换了个方向：
“聊聊你小时候吧。”
法子英来了精神，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
“我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
法子英的语气里竟然带着几分得意，
“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喜欢踢足球。你知道吗？我还当过少年足球队队长呢！”
“哦？”
法子英越说越来劲:
“我更喜欢打架，经常为一些小事儿啊，就和人打架。我妈管不住我，我哥我姐呢，也拿我没办法。”
每次讲自己的事情，法子英都要抽烟。
他伸手向记者要了一根，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来。
据了解，法子英刚到看守所时，看守所出于人道主义，为他吊盐水治疗。
回牢房后，他竟然跟同号犯人说：
“真后悔没把盐水瓶子打破了，用玻璃片杀死医生，引起看守所重视我！”
1999年11月18日下午2时30分，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1号法庭座无虚席。
审判长——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友奎，庄严地宣布：
“将被告带上法庭！”
法子英在几名威严法警的押送下，拖着伤腿进了被告席。
旁听席上，有一位农村打扮的妇女泪流满面。她就是被法子英无辜杀死并肢解的木匠——陆中明的妻子。
这位安徽长丰县夏店乡的农妇，是被丈夫的叔父、兄长一路搀扶进来的。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胡乱扎着，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自从丈夫死后，她每天以泪洗面。
看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她的心都碎了。
比她年长两岁的丈夫陆中明，在今年7月20日离开她和三个年幼的儿女，到合肥做木工活。
20多天后丈夫没回家，她有些紧张——夫妻之间曾约定，丈夫每半个月就回家一次。
后来，她听乡亲们议论，《江淮晨报》报道了一个杀人恶魔在合肥双岗杀了个木匠，她就更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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