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把设备搞坏了，凭什么让我们出钱？”
“就是！死了就完了？账还没算清呢！”
“老张那家伙，生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从1980年到1985年，工厂里很多人没完没了地骂张明高的父亲。
骂着不过瘾，就当面骂给张明高听。
张明高回忆说:
“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父亲不是个好东西，活该早死。”
“别人瞎骂，也就算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父亲那些所谓的“好朋友”。”
张明高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眼神阴冷下来。
“父亲刚死那阵，他过去的一些好朋友，见了我那个亲热啊，拉着我的手说，你爸是个大好人，可惜了。说得跟真的一样，眼里还挤得出泪。”
他冷笑了一声。
“但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文革中倒霉，就是这些所谓的朋友编造的揭发材料，一封一封往上面递。后来父亲死，也是这些人推卸损坏机器的责任，让我父亲一个人扛下所有损失。”
张明高抬起头，那双眼睛里像结了冰。
“这些人，一半是人脸，一半是鬼脸。典型的变色龙。”
“从那时候起，我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报复。我认为我父亲就是被这些人害死的。我做梦都想给父亲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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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只有15岁。”
张明高在审讯室里慢慢地说。
“有一天，我趁夜深人静，悄悄溜进了父亲原来的单位，撬开了档案室。我就想找到害我父亲的那些人的名单。”
“找到了吗？”
警察问。
张明高摇了摇头:
“我把档案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找到。我父亲档案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你当时什么心情？”
张明高回道:
“大脑一片空白，我想着，如果我找到了批斗我父亲的人的名单，我就要一个一个地报复回去。可是……什么都没有。报仇的目标，落了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就在那时候，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既然找不到具体的仇人，那我就报复这个社会。”
“我在日记里写：“我要杀人，无论是谁，碰到我的枪口，那就是谁倒霉。杀一个，我就解恨一次。””
审讯室里安静了几秒。
“你那时候才15岁。”
警察的声音有些沉重。
张明高反问:
“15岁怎么了？15岁，我已经看透这个世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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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早亡后，年仅15岁的张明高，不得不顶起整个家。
1978年，父亲去世那年，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张明高被迫辍学。
15岁的少年，连小学都没读完。
张明高说:
“那时候我姐姐才17岁，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工资24块钱。24块钱，要养活五个孩子，你算算，怎么活？”
没办法，15岁的张明高只能出去找工作。
可他太小了，站出去跟个小鸡仔一样，哪里都不要他。
“去去去！还没我家娃大呢，打什么工？回家吃奶去吧！”
“老板，我什么都能干，真的能吃苦……”
“能吃苦顶个屁用？你瞧你瘦的跟猴儿似的，风一吹就倒，干得了什么？”
张明高跑遍了整个汉正街，没有一家愿意要他。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求父亲的单位。
“我爸原来就是这厂的，我想顶他的职，求你们给口饭吃。”
“顶职？你多大了？”
“十……十五了。”
“十五？不行不行，年龄不够。再说了，你爸的账还没清呢，你还想顶职？”
张明高跑了一次又一次，腿都跑细了。
单位要么不见他，要么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了。
他又去找居委会。
“我家真的过不下去了，您帮帮我吧……”
“去去去，这种事儿不归我们管。你去找你爸的单位去！”
“找了，他们不给我安排……”
“那我们也管不了。走吧走吧，别耽误我们工作。”
张明高站在居委会门口，太阳晒得他眼冒金星。
他咬了咬牙，转身又往厂里走。
最后，是大姐拿出了仅有的一点钱，买了点烟酒，送了过去。
礼送到了，厂里终于松了口。
“行吧，先让你做临时工。一个月十块钱。”
“十块钱够干什么的？连自己吃饭都不够！”回忆起这段，张明高的语气里带着一股压不住的恨意，
“我那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饿得胃出血。省下来的钱，给我弟弟妹妹买米。”
做了11个月的临时工，张明高才转成了正式工人。
在转正的过程中，所有的手续、材料、打点，全是他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自己跑。
那年头，办个手续有多难，过来的人都知道——推诿、刁难、踢皮球，连成年人看了都头疼，更别说一个孩子了。
“厂里的那些人，对我的困难不闻不问。看我一个小孩儿好欺负，还故意摆脸色给我看。知道我没钱送礼，那副嫌弃的嘴脸，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最让我恨的是，他们连我父亲的抚恤金都扣下了！”
张明高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有些激动起来。
“我去厂里要我父亲的抚恤金，厂里说上面有规定，不发。再问，就说我父亲生前把机器搞坏了，要用抚恤金来赔。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很快又恢复了一贯的冷漠。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看明白了。这个社会，你不狠，别人就把你往死里踩。要想不被踩，就得比别人更狠。”
审讯室里，张明高继续回忆。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那段时间，家里特别困难。大姐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我一个人维持着全家。一个15岁的小孩，每天晚上都得算账，担心每个月的钱不够花。”
他顿了顿，目光有些飘忽。
“我常常做梦，梦到抚恤金发下来了，梦到我父母还活着。在梦里，我还能跟他们团聚，能吃顿热乎饭。可醒来的时候，两眼空空啊。”
“别人家过春节，一家团聚、和和美美，有说有笑。我家的三个弟妹呢？目光呆滞，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他们得不到父母的疼爱，我都觉得他们可怜。”
他说到这里，冷笑了一声。
“可他们可怜，我不可怜吗？除了大姐，谁关心过我？谁问过我一句“你吃了吗”？”
他抬起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讯的警察。
“没有。一个都没有。”
“工作单位如此，邻居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