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北边来人了！打的是北元的旗！”
哨兵的声音从城头砸下来，守城的兵卒全抬了头。
大同守将汪兴祖正在城门洞里啃一块干饼子，油纸包还没展开一半，听见这嗓子，饼子往腰间一揣，两步并三步蹬上了马道。
他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肩膀宽厚，两条腿因为常年骑马有些罗圈，跑起来重心偏低，倒显得稳当。
上了城头，哨兵把手里的千里镜递过来。
这东西是去年北伐之后统一配发的，各边镇守将一人一具，能看三里外的人影。
汪兴祖接过千里镜，架在城垛上，眯着一只眼往北面看。
黄土道上灰尘慢慢散了。
七匹马，不对，八匹，打头那匹是枣红色的，背上骑着个穿皮袍的人。
马后头还跟着一头骆驼，驮着鼓鼓囊囊的行囊。
打头那骑手的从腰间掏出一面旗，高高举起，风一吹展开来，能看清底色。
白的。
汪兴祖的手指在千里镜的铜管上捏紧了一下。
白旗。
白旗是求和的意思。
他把千里镜放下，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几个军官。
副将姓郑，三十出头，站得笔直，两只手按在城垛上，脖子伸得老长。
“将军，打白旗？”
“你看见了。”
汪兴祖没有急着下判断。
他把千里镜重新架上去，又看了一遍。
八匹马，一头骆驼。
骑马的人数他数了两遍，一共九个。
九个人，没有甲胄。
穿的是厚皮袍子，腰间有刀，但都没出鞘，刀柄上系着红布条，这也是草原上的讲究，红布缠刀柄，表示此刀不用于杀伤。
“九个人。”汪兴祖把千里镜递回给哨兵。
他靠在城垛上，抄着手想了一会儿。
北元的人打着白旗来大同，这种事他守了八年边，头一回碰上。
散兵游勇来投降的有过，十个八个牧民扶老携幼走到关下磕头的也有过，但正经打着旗子、骑着马、排成队形来的，没见过。
郑副将凑过来压低了声音。
“将军，要不要放箭？”
汪兴祖瞪了他一眼。
“放你娘的箭。人家打白旗来的，你放箭？传出去大明边军杀使，你替我去跟兵部交代？”
郑副将缩了缩脖子。
“那……放他们进来？”
“进来？”汪兴祖的嘴角抽了一下。
“你脑子呢？谁知道这白旗是真是假？万一是北元的探子，进了城把城防布置摸个底朝天，回头大军压过来，你替我守？”
郑副将彻底闭了嘴。
汪兴祖在城头来回走了几步，靴子踩在砖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他停下来，喊了一声。
“传令，斥候队出两什，到关外截住来人。不准放箭，不准动刀，地把他们带到关外驿站去。”
他顿了一下。
“再传我的话，把人看好了，吃的喝的管够，但不许他们离开驿站半步。”
“谁跟他们搭话了、说了什么、问了什么，全部记下来报给我。”
军令一层一层往下传，城门洞里很快跑出两什骑兵，二十个人分两列纵队，出了瓮城，顺着官道往北迎了上去。
汪兴祖站在城头没走，一只手搭在城垛上，看着那二十骑跟远处的八匹马在黄土道上汇合。
距离太远，看不清具体的交涉过程。
大约半盏茶之后，两拨人混在一处，掉头往东北方向去了。
那个方向是关外驿站。
说是驿站，其实就是一处土围子，洪武七年建的，专给过往信使换马歇脚用的。
围墙是夯土的，三步高，有个小院子，能拴二十匹马，院里三间瓦房，住十来个人挤挤巴巴也够了。
汪兴祖把人送走了，自己还留在城头。
他没下去。
他从腰间摸出啃了一半的干饼子，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着，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北面。
来的这九个人，是前锋还是全部？
后面还有没有大队人马？
他不确定。
“加哨。”他头也没回，跟身后的亲兵说。
“北面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三道哨线，每道十个人，轮换不间断。但凡北面有超过二十骑以上的马队出现，立刻点烽火。”
亲兵领命跑了。
日头又往西偏了一截，城头上的风大了起来，带着黄土的腥味。
汪兴祖把最后一口饼子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渣子。
他终于下了城头，大步往守将府走。
副将郑某跟在后面，走了几步才敢开口。
“将军，你觉着这帮人……是真来投降的？”
汪兴祖没回头。
“真假不归我管。我管的是别让他们进城，别让他们跑了，别出岔子。”
他推开守将府的门，走到桌案前坐下。
“笔墨纸砚备好，我要写折子。六百里加急，今晚就得发。”
郑副将赶紧去张罗。
汪兴祖坐在桌前，拿起笔，蘸了墨，悬在纸面上。
他写了一行字，又涂掉。
重新蘸墨，又写了一行，还是不满意，又涂掉。
他在军事上是把好手，排兵布阵、修城筑垒的折子闭着眼睛都能写，但这种事他没经历过。
北元打白旗来求和，这到底该怎么跟京城讲？
写重了，皇上一高兴把人放进来了，万一是诈降，他汪兴祖吃不了兜着走。
写轻了，皇上觉得他大惊小怪，耽误了正事，一样要挨骂。
他把笔搁下，揉了揉太阳穴。
想了好一阵，重新提笔。
这回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