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班交完班，小李朝后窗那边努了努嘴。
“陆哥，后窗台上搁着个东西，一早上没人敢动。”
陆远走过去。后窗台上放着个布包，粗蓝布裹着，用麻绳捆了两道。解开，里头是一把药铲。
铜的，铲头巴掌宽，磨得发亮，能照见人影；木柄被手汗浸成了深褐色，柄尾缠着麻绳，绳头烧过，打了个死结。
布包里压着一小张纸，一行字，是关老头的笔迹：灶上的人，上不了柜。这把铲子，交给柜上。
陆远把铲子拿起来，掂了掂。铲头薄，软，刃口没一处卷。
这不是药房里的家伙。这是灶上的家伙。
炒药、炙药、翻药，靠的就是这么一柄软铲，贴着锅底走，起锅要快，翻得才匀。铁刃的铲子硬，锅沿一磕一个口，药也炒不匀。药房里的戥子、铡刀、碾槽，讲的是准；灶上这柄铲子，讲的是手上那点火候。
陆远捏着铲柄，试了试分量。三十年的手汗浸出来的木柄，握在手里是温的，柄尾的麻绳结打得陡，一拉就紧。他想起那天夜里，温守田站在药王阁的柜前，把手拢在袖子里，从头到尾没伸出来。直到陆远按方抓完药，他才伸手接了药包——那双手指节肿亮，指甲是灰的。
灶上的人不上柜，这是行里的老规矩。可他把自己吃饭的家伙送来了。
“谁的？”小李凑过来问。
“温守田的。”
小李张了张嘴：“那个下——”
“那个欠方的。”陆远把话接过去，“下了班我送药王阁去，挂灶间。”
他把铲子重新裹好，放进抽屉最里头，压上一本验收台账，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把铲子搁在本子底下，只露出一截木柄，像一截老木头。
九点出头，徐半仙拎着一兜柿子进了药房。
“霜降的柿子，甜！”他把兜往柜台上一放，“一斤一块二，我买了两斤。润肺，止咳。你要咳嗽，吃这个比吃药强。”
陆远拿起一个，托在手心里看：“柿子性寒。空腹不能吃，脾虚便溏的少吃，不能跟蟹、鱼、酒一块儿吃。您要是拿它当药，一天一个顶天了。”
“当药吃怎么了？”徐半仙不服气，“柿饼炖梨，老方子。”
“柿饼炖梨治的是秋燥干咳，没有痰的那种。”陆远说，“您上月那个咳，痰黏得能拉丝，吃这个正好雪上加霜。您真想用它入药，用的是柿霜——柿子皮上那层白霜刮下来，熬成柿霜饼，清上焦的热，治肺热燥咳。那才是药。”
徐半仙咂摸了半天：“那我这一兜柿子呢？”
“那就是柿子。”陆远说。
小李在旁边笑出了声：“徐叔，上回您那硫磺枸杞，也是这个味儿。”
“那是买错了！”
“这回买对了。”小李说，“买了一大兜水果。”
徐半仙哼哼着，从兜里又掏出两个柿子，搁在柜台上，说是给小李润嗓子。小李没接，指指窗口排队的几个病人：“您留着自个儿润吧，这儿一会儿要抓半夏厚朴汤，哪有工夫啃柿子。”
十点钟，陆远跟科里请了半个钟头的假，去了药监局。
沈科长把那张纸摊在办公桌上，看纸，看字，看右下角那个圆印。纸是黄草纸，边角磨得起了毛，印泥渗进纸里。二十二年了，印还是圆的。
“你这张，”沈科长说，“跟我收的那张，印是同一枚。”
他起身从柜里取出一只证物袋。袋子里是赵四交出来的雄黄包装纸，边角卷着，一角一个圆印。两张纸并在一块儿，圆印对圆印，笔画深浅都对得上。
“华康的印。”沈科长说，“章不是随便刻的，笔画粗一点细一点，对不上就是对不上。这两张，一个模子。”
“这张纸能算一条罪名？”陆远问。
“二十二年前的恐吓，追不了刑。”沈科长说，“可它算证，进卷。当年有人拿这枚印封过口，这件事，有人得认。”他把纸夹进卷宗，“纸是谁塞的，我们不知道。”
“宋长庚也不知道。”
“不用他知道。”沈科长把证物袋收好，拉上抽屉，“张承业还押着。我问他一句，就有了。”
陆远从药监局出来，太阳正照在台阶上。他回头看了一眼前厅的牌子，把兜里的手插紧了些。
下午四点多，电话来了。
“问出来了。”沈科长的声音不高，“二十二年前那个开春，他一共写了四张。”
“四张？”
“头一张，城南小药铺，宋长庚。”
“第二张，城南卖炭的老周头。这个你不用找了，五年前病没了。”
“第三张，城西打更的王瞎子。还活着。”
“第四张呢？”
那边顿了一下。
“第四张，他说没送出去。”
陆远握着听筒，站在药房后门的风里。
“为什么没送？”
“他说：那上面的名字，我送了，就是找死。”沈科长说，“我问他上面写的是谁，他不说。我问他那张纸在哪儿，他说没送，也没扔。”
“那纸还在他手里？”
“应该在他住处。我已经让人去找了。”沈科长说，“陆远，这三个人都是那年那一夜在那条街上的人。你别一个人去问，先问药王阁里知道那夜的人。”
“知道了。”
挂了电话，陆远在风里又站了一会儿。四张纸，三个名字，一张没送。
他忽然想起宋长庚说的那句话——那年收到那张纸的，城里不止我一个。
原来不止。是三个。
下班他没回宿舍，直接去了城东。
药王阁的堂屋里点着灯。宋长庚坐在柜台边上，手里捏着一把小药秤，秤杆横在指头上，一动不动。张德厚蹲在东墙根，拿一块布擦柜脚。裴先生坐在账本前头，眼镜架在鼻梁上。
陆远把名单念了一遍。
念到老周头，宋长庚的手指头动了一下。
“老周头我认得。”他说，“城南卖炭的，一条扁担拉半条街。那年开春之后，他家的炭车就不走南巷口了，绕西边绕。他五年前没的，家里人早搬走了。”
念到王瞎子，宋长庚把药秤放下了。
“王瞎子……那年年头上，城南的更声就换人了。”他说，“我认得他的更。他敲三更，敲三下，第三下比前两下轻。那年开春以后，就没有那第三下轻的了。”
裴先生一直在账本上翻。翻到人账那一半，他拿指甲在页边上刮，一道一道地找，找完了，合上本子，摇头。
“货账上没有。人账上也没有。三个名字，一个字都没有。”
“连老周头、王瞎子也没有？”陆远问。
“没有。”裴先生说，“老掌门在这上头记过两个人。一个蹲在墙根下，一个站在街口。这两个他都记住了，哪怕没落纸，也拧进秤杆里了。他没有一个字留给城西卖草的，也没有一个字留给城南卖炭的。”
陆远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是说，我师祖不知道这张纸。”
“那一年的开春，他自己在哪儿，我都不清楚。”裴先生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可你这么想——他要是早知道城里还有人收过这么一张纸，秤杆那两行字后头，还得再添两行。”
“明天我先去城西找王瞎子。”陆远说。
“带个明白人一块儿去。”裴先生说，“一个瞎了二十来年的老头子，把一条街的味守到今天。他要是肯开口，你就让他说完，别催。”
宋长庚在边上插了一句：“他的更声我认得。要真是那个人，你替我问他一句——那年三更以后，他听见的那点动静里，有没有一声关门。”
张德厚这时候站起来了。他把布搭在柜脚上，走到灯底下，看了陆远一眼。
“第四张，沈科长说没说，”他慢慢地问，“是给谁的？”
“他不肯说。”陆远说，“只说了一句——送了，就是找死。”
张德厚没吭声。他在灯下站着，站了很久，久到灯芯爆了一下，火苗歪了两歪。最后他把手按在柜面上，指头压着柜沿。
“第四张，我知道是给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