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天，早上八点。
他现在坐三号楼二层，B组，四十二个格子里的一个。
二层跟一层不一样。二层的墙上没有表，只在门口贴着一张月度排名。二层的人打的号是三批四批的旧号，成单少，说话声音也小。
八点整，他坐下。
八点零五分，他站起来了。
他往一层走。
一层大厅这个点四十一个人都在。
送话器一个一个从挂钩上取下来。
北墙上那二十张纸还贴着。
陈九斤走到第一排第一个格子外面。
那个格子他坐过五十天。现在里面坐的是娄小飞——昨天林素梅排了新座位，一排第一给了他。
“小飞。”
娄小飞把送话器摘下来。
“九斤哥。”
“问你一句。”
“你问。”
陈九斤从口袋里拿出本子和笔。
“你那块工牌。”
“嗯。”
“背面原来写的是什么。”
娄小飞愣了一下。
他伸手把胸前那块工牌捏住了。
三号楼的工牌跟一号楼一样，一块塑料片，黑绳挂在脖子上，正面印着编号和名字。
“背面？”
“背面。”
娄小飞把工牌翻过来，看了一眼，又翻回去。
“干净的。”他说。
“什么都没有。”
陈九斤的太阳穴跳了一下。
那半句在他脑子里响完了。
何庆丰。
他把笔尖落在本子上。
他写了三个字。
何庆丰。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
“行了。”他说。
娄小飞看着他。
“九斤哥，你问这个干什么。”
“记一下。”
他往下一个格子走。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每一个人都是同一句话。
你那块工牌，背面原来写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先愣一下。
然后每一个人都伸手把工牌捏住，翻过来看一眼，再翻回去。
有的说“干净的”。
有的说“我没看过”。
有的说“那上头能有什么”。
三个说法，四十个人里翻来覆去就这三个。
陈九斤听见的不是这三个说法。
他听见的是名字。
一个格子一个名字。
他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撒这个谎。
问到第五个的时候他明白了。
工牌是回收的。
这栋楼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
一个人走了，工牌收回来，把背面那个名字划掉，发给下一个人。
所以“背面有什么”这个问题，答案人人都知道。
可是承认自己看过背面，是另外一回事。
看过背面，就是把工牌翻过来看过。
把工牌翻过来看过，就是想过前面那个人是谁。
想过前面那个人是谁，就是想过自己后面还有一个人。
想过自己后面还有一个人，就是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划掉。
在这栋楼里，一个人承认自己想过这个，就是承认自己不打算干下去了。
所以四十个人一张嘴，都是那三句。
干净的。
我没看过。
那上头能有什么。
九点十分，第七个。
那是三排第四那个格子，罗炳生，三十来岁，来这栋楼一年多。
他答完“干净的”，陈九斤把名字写下来。
他刚要往下一个走，罗炳生从格子里站起来了。
“我去叫下一个。”
陈九斤停住了。
“不用叫。”
“你一个一个走，一上午走不完。”罗炳生说。
“你在这儿坐着。我把人叫过来。”
他从格子里出来，往第四排走。
九点四十，第九个。
那个人答完，陈九斤低头在本子上写。
写到第二个字的时候，本子上落了一滴。
那一滴落在纸上，把墨洇开了一小片。
他抬手在鼻子底下抹了一把。
手背上一道红。
血从鼻孔里下来，走到人中那儿，岔成了两条。
坐在格子里那个人站起来了。
“九斤哥——”
“没事。”
他把袖子抬起来，在脸上擦了一下。
袖子是灰的。擦完那一片洇成了褐色，脸上没擦干净，从鼻子到下巴糊了半张。
他把本子往边上挪了挪，免得再滴上去。
血又下来了。
他不擦了。
他把那三个字写完，把本子合上。
“下一个。”
十点二十，第十四个。
十一点，第十九个。
十一点二十，第二十三个。
那是四排第二那个格子。
龚长根。
他四天前从二号楼那扇铁门里被点出来，站在太阳底下，在名册上写回了自己的名字。他写第一个字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笔。
现在他坐在四排第二。
“龚哥。”
“小陈。”
“问你一句。”
“你问。”
“你那块工牌，背面原来写的是什么。”
龚长根把手伸到胸口。
他把那块工牌捏住，翻过来。
他看了很久。
“没有。”他说。
“真没有。”
陈九斤等着。
太阳穴没有跳。
一下也没有。
他站在那儿，等了两秒。
什么也没有。
龚长根把工牌举起来，转过去给他看。
背面是白的。
没有字。
也没有划痕。
“我这块是新的。”龚长根说。
“前天发的。”
“我从那边回来，重新入册，工牌是新发的。”
陈九斤看着那块塑料片。
他这三天在心里过了一件事。
十四天前，柴顺在一层大厅把工牌摘下来，放在组长台的台阶上。
那块工牌他捡起来看过。
背面是空的。
没有字，也没有划痕。
他当时以为那是一块新工牌。
一块新工牌意味着：柴顺是第一个用它的人。
可柴顺在这栋楼三年。
一个在这栋楼三年的人，工牌不会是新的。
除非——
陈九斤把这个念头往下按了一下。
他把它记在心里，没有写在本子上。
“行了。”他说。
“龚哥，您忙。”
十一点四十，第二十六个。
第二次。
这一次比第九次那次凶。
血下来得很快，滴在本子上，滴了三滴。
他把本子合上，用手背按住鼻子。
坐在那个格子里的人从抽屉里翻出一卷卫生纸，扯下来一截，揉成两团，递过来。
陈九斤接过去。
他把一团塞进左边鼻孔。
血从右边下来。
他把第二团塞进右边。
塞完他把手放下。
那两团纸露在外面一截，白的。
他这个样子在这栋楼里被四十个人看见了。
他没有去洗脸。
他把本子重新翻开。
“下一个。”
他说话的声音是闷的。
下午一点，第三十一个。
下午两点，第三十四个。
第三次。
这一次他没有停。
他一边捏着鼻子一边把名字写完了。
下午三点四十，他走到二排靠里那个格子。
那是第四十个。
付红英坐在里面。
她面前摊着那个磨圆了角的硬皮本。
她今天一整天都在这个格子里。
从早上八点到现在，她一次也没有离位。她看着这个人从第一排第一个开始，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往下问，看着他鼻子出了三次血，看着他把纸团塞进鼻孔继续问。
“付姐。”
付红英抬起头。
她看着他的脸。
那半张脸上还有干了的血痕，从鼻子到下巴，擦花了。鼻孔里塞着的那两团纸已经不白了。
“陈九斤。”她说。
“付姐，我问您一句。”
“你问。”
“您那块工牌。”
付红英把手放在自己胸口上。
那块工牌挂在她脖子上，三年半了，绳子磨得起了毛。
“背面原来写的是什么。”
付红英坐在椅子上。
她没有立刻答。
她把手从工牌上放下来了。
“我知道。”她说。
陈九斤站在隔断外面。
他等着。
太阳穴没有跳。
“我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付红英说。
“三年半，我每天早上挂上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背面写着什么。”
她把手重新抬起来。
她把黑绳从脖子上取下来。
她把那块工牌翻过来，放在隔断的边上，正对着他。
背面有三个字。
那三个字被人用刀尖划过。
划了很多道，横的竖的，划得纸片都起了毛。
可是字还在。
划得再狠，那三个字的骨头还在那儿。
陈九斤低头看。
他看清了。
那三个字他这九十五天在这个园区里没有听过。
他把本子翻开。
他把那三个字写下来。
写完他抬起头。
“付姐。”
“嗯。”
“您认识他。”
付红英把那块工牌拿回去。
她没有立刻挂回脖子上。
她把它捏在手里。
“三年半以前，”她说，“我到这栋楼的第一天。”
“发工牌的人从一个盒子里拿了一块给我。”
“他当着我的面，用刀尖把背面那三个字划了。”
“他划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
“我看着他划完。”
她把工牌重新挂回脖子上。
“他划完把工牌递给我，说：从今天起你是这个号。”
她抬起头。
“那个人的名字，我到今天记着。”
“我什么也没干过。我就是记着。”
大厅里那四十一个格子，送话器都在响。
陈九斤站在隔断外面，本子摊在手上。
本子上现在有四十行。
四十个名字。
四十个人，四十块工牌，四十个被划掉的名字。
这四十个人，没有一个在这栋楼里。
没有一个在名册上。
没有一个在东墙那些表上。
没有一个在阮玉兰那个抽屉的任何一沓黄联上。
这四十个名字，在这个园区里唯一存在的地方——
是四十块塑料片的背面。
和四十个人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