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雯是在晚上九点发现问题的。
她坐在宿舍的书桌前，面前摊着几份文件。左边是赵志远去年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的SCI论文，右边是她从病案室调出来的原始病历记录。
论文的题目是《替格瑞洛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通讯作者是赵志远，第一作者是方晓雯的师兄刘洋。
她正在准备一篇综述，需要引用这篇论文的数据。按照惯例，引用之前要核对一下原始数据。
她翻开病历记录，对照论文里的表格。前几组数据都对得上，直到她翻到第七页。
论文里的表格显示，入组患者120例，其中替格瑞洛组60例，氯吡格雷组60例。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合并症分布，都均衡可比。
但原始病历记录里，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只有108例。
方晓雯皱了下眉。她又数了一遍，确实只有108例。少了12例。
她继续往后看。论文里的统计结果，P值都小于0.05，显示替格瑞洛组在主要终点事件上优于氯吡格雷组。
但原始病历记录里，按照论文的统计方法重新计算，P值是0.08，没有统计学意义。
她把论文和病历记录并排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几分钟。窗外的路灯亮着，光线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桌面上画出几道亮线。
她拿起手机，给贺知舟发了一条消息。
“贺医生，你有空吗？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消息发出去，很快显示已读。
贺知舟的回复只有一个字：“说。”
方晓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论文的表格，一张是原始病历的记录。她把照片发过去，又打了一行字。
“我在核对赵志远老师那篇SCI论文的原始数据，发现入组病例数对不上，统计结果也不一致。是我的核对方法有问题，还是……”
消息发出去，过了大概两分钟，贺知舟的回复来了。
“样本量造假。”他说，“他把不符合入组标准的12个病例塞进去了，然后修改了部分随访数据，让P值达标。”
方晓雯看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她想打字，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又发了一条消息：“那我怎么办？”
贺知舟的回复很快：“这事你别管，告诉周主任就行。”
方晓雯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她退出微信，打开通讯录，找到周建国的号码。
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她停住了。
她放下手机，重新拿起那篇论文和原始病历。翻到最后一页，作者贡献栏里写着：赵志远负责课题设计与论文指导，刘洋负责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方晓雯负责文献检索与论文撰写。
她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贺知舟又发了一条消息：“贺医生，这事……严重吗？”
贺知舟的回复只有一行字：“学术造假，轻则撤稿，重则吊销执照。”
方晓雯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的路灯。路灯的光很亮，照在梧桐树的叶子上，叶子在风里晃动。
她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机，拨通了周建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周主任，我是方晓雯。”她说，“您汇报一下。”
电话那头，周建国的声音传过来：“什么事？”
方晓雯看着桌上的论文和病历记录，开口说：“赵志远老师那篇关于替格瑞洛的SCI论文，数据可能有问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确定？”周建国问。
方晓雯看着论文里的表格，又看了一眼原始病历记录。“入组病例数少了12例，统计结果的P值也不对。”她说，“我核对了三遍，没有看错。”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
“你在哪里？”周建国问。
“宿舍。”
“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一趟。”周建国说，“把原始病历和论文都带上。”
方晓雯点了点头。“好。”
周建国挂断电话。
方晓雯放下手机，看着桌上的文件。论文的封面是白色的，印刷体的字很工整。原始病历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边角卷了起来。
她伸手摸了摸论文的封面，指尖触到纸张的纹理。
然后她把论文和病历合在一起，塞进包里。拉上拉链，把包放在桌上。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医院的宿舍楼，对面楼的窗户还亮着几盏灯。路灯的光透过梧桐树的叶子，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她站了几分钟，转身走回书桌。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贺知舟的对话框还停留在刚才的对话。她看着那行字，轻则撤稿，重则吊销执照。
她退出微信，锁屏。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她自己的脸。
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梧桐树叶的味道。她伸手拉上窗帘，关掉书桌上的台灯。
房间暗下来，只有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
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片叶子形状的水渍，颜色比昨天又深了一点。
她想起贺知舟的那句话，这事你别管，告诉周主任就行。
但他的语气里，有一丝冷意。
很淡，但她听出来了。
那是她第一次在贺知舟的声音里，听到那种冷意。不是对她的冷，是对事情本身的冷。
是对学术造假的冷。
她闭上眼睛，把脸埋进枕头里。
窗外的风又吹进来了，梧桐树叶在风里沙沙地响。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一下，一下，敲在窗玻璃上。
就像她此刻的心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