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课的第一天，张不言站在那间收拾出来的正房里，面前是一块新买的黑板，手里捏着一根白粉笔。孩子们挤坐在长条凳上，膝盖碰着膝盖，肩膀挨着肩膀，但没有一个人抱怨挤。他们仰着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他熟悉的光——在青石县的书院里，那些孩子们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眼神。张不言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数学”。粉笔划过木板，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你们有人会算数吗？会数数就行，手指头够用就行。”他转过身看着他们。孩子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动。角落里一个扎着两个总角的小男孩举起了手，怯怯地说：“我会数到一百。”张不言说：“好，你数一个。”小男孩吸了一口气开始数，从一数到一百，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个数几乎听不见了，但他数完了，嘴皮子也干了。张不言说：“不错。从今天起，我教你们一种比数数更快的方法。学会之后，不用手指头也能算，再大的数目也能算，算得比算盘还快。”孩子们的眼睛亮了。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教他们算数，教他们认识加减乘除的符号；教他们列竖式，从个位开始，对齐了再算；教他们背九九乘法表，一个一个地背，不会背的抄十遍。第一节课结束时，孩子们已经把九九乘法表背到了七的口诀。知远背得最慢，但他念得最认真，每一个字都念得又慢又重，像要把它们钉进木头里。
第二节课，他教逻辑。在黑板上写下：“所有人都会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会死。”孩子们交头接耳说这个谁不知道。他又写了一行：“所有人都会死，孔子会死，所以孔子是人。”孩子们愣住了，有人掰着手指头想，有人皱紧了眉头。几个孩子争了起来，一个说“对”，一个说“不对”，谁也说不过谁。张不言没有急着揭晓答案，等他们吵够了才开口：“前提错了，结论就不一定对。你们要学会分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推理。事实不会错，推理可能会错。”
下午的课是格物。他去灶房端来一碗水，放在桌上，旁边搁着几根干枯的草茎，还有一块石头。“为什么水是湿的？为什么石头是硬的？”孩子们面面相觑。有人小声说“水本来就是湿的”，有人说“石头本来就是硬的”。张不言把草茎放进水里，草茎浮在水面上，又把石头放进水里，石头沉了下去：“水托不起石头，但能托起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说这叫浮力。一个东西在水里是沉是浮，不看它大不大、重不重，看它的密度，也就是同样体积有多重。孩子们听不懂“密度”，但他打了一个比方：“一块铁和一块木头一样大，铁比木头重，铁就会沉，木头就会浮。”
孩子们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听着这他们从没听过的东西。有人张着嘴，有人皱着眉努力消化，有人用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什么。这些词都是陌生的，但又不是完全听不懂——它们像一棵棵在黑暗中生长了很久的树苗，终于被浇了第一勺水，缓缓张开枝叶。
那天最后一节课是律法。张不言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法”。他问他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法吗？”一个男孩举手说：“官府管老百姓的规矩。”张不言说，法不是用来管老百姓的，是用来管所有人的。上到皇帝，下到百姓，都要守法。他提起了一个案子——青石县那桩灭门案。王仁为了夺家产，雇凶杀了叔叔全家十三口人，后来被查出来了，判了斩立决。这就是法，做错了事要罚，不管你是谁。孩子们安静下来，有人攥着拳头，有人咬着嘴唇，有人低下了头。
太阳西斜的时候，陈文远从门外走进来，在最后面一排坐下来，手里握着一本空白的册子，一支笔。他没有打扰，只是安静地坐着，像一个刚入学的孩子，听着，记着。张不言讲完的时候他已经记了满满三页纸，字迹端正工整。
入夜，张不言把第三天的教案写好，抬头看到对面陈文远的房间里还亮着灯。他走过去轻轻推开门，看到陈文远坐在桌前，面前摊着白天记的那几页笔记，正在重新整理，逐条梳理——数学的加减法竖式、九九乘法表；逻辑的“因为所以”和“条件结论”的关系；格物的浮力原理、密度概念；律法的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的逻辑。他写得很认真，偶尔停下来想一想，偶尔划掉一行重新写，表情专注而虔诚。张不言看了一会儿没有出声，把门轻轻合上了。
第二天，陈文远站上了讲台。他教得跟张不言一样好——不是模仿得好，是他真的懂了，懂了之后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孩子们听得更加明白。张不言站在窗外看了一节课，没有进去打扰他，转身去后院练剑了。剑锋划破空气，带着细微的嗡鸣。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确信过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