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从王威养殖场第一栏出栏开始的。
三月中旬，新鸡苗进场后的第七十八天。没有选日子——就是养到可以出栏的重量了。堂弟天没亮就把鸡装好了笼，笼子码在拖拉机的车斗里，用麻绳交叉绑了两道，最上面盖了一块旧帆布。帆布的一角被风掀起来过几次，堂弟停下车重新系紧，再发动，突突突地往县城的方向开。
王威没有跟车去。他站在养殖场门口，看着拖拉机的尾灯在清晨的薄雾里变成两个越来越小的红点，在村口的拐弯处被一排白杨树挡住了，然后不见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气温还是冷的——三月的清晨，地表的冻土刚刚开始化，踩上去的时候鞋底会有一种微微的下陷感，但不明显。他转身回到养殖场里——笼子空了，鸡舍里残留着饲料的气味和一层细细的绒毛，从地面上被风吹起来，在从窗户照进来的晨光里浮动着。
下午堂弟回来了。拖拉机停下来以后发动机还在抖，堂弟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手里攥着一沓钱——现金，不是转账。他走到王威面前，把钱递过来。
“过磅多少？“王威问。
“一千二。“
王威没有数那沓钱——接过来以后在手里掂了一下，厚度对了。他把钱收进口袋里——不是放进去就完事了，是在口袋里用手把钞票的边角理齐了，然后走到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账本。
他把账本翻到今年那一页——春天的那一栏。收入：一千二。支出：鸡苗、饲料、药、运费。他一样一样减完，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最后的数字写在纸的最右边——是一个和支出几乎相等的数。不亏。也不赚。
他在那个数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把笔放下，在数字旁边写了一个字——“平“。
以前他写的都是“亏“。从九七年养殖场开始，连续十几个月的账本上，每个月的数字旁边不是“亏“就是“微亏“。这个“平“字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本子上写的不是“亏“的字。他盯着那个字看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放回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去年那份转型方案——六页纸，边缘已经磨毛了。他没有拿出来，把抽屉关上了。
窗外，三月的阳光照在养殖场新砌的砖墙上——红砖在春天的光线下比冬天看起来鲜艳了一些，不是颜色变了，是光线的角度变了。墙根下有一丛草开始返青了——刚冒出头，贴着地皮，不注意看会以为是一层绿色的土。
同一段时间里——海龙在省城的修理厂已经把新工具的位置全部摸熟了。
六月的一个晚上，他在出租屋里把铁盒打开。没有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只是打开，往里看了一眼。螺帽还在。名片还在。铁盒底部散落着一些零钱和几张钞票——不是开店前那种三沓整整齐齐的分法，是随手放进去的，各种面额混在一起。他把铁盒放在手掌里掂了一下——比上次打开的时候重了。
他没有把钱数一遍——把钱一张一张理平，四个角对齐，然后把铁盒盖上。螺帽在最上面，压在钞票上。他在出租屋里坐了一会儿，把铁盒放在工具箱的上层。工具箱比去年轻了——店关了以后很多大件工具都卖了，剩下的都是最常用的那几把。他关上箱盖，锁好。“
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想过“如果还开着店会怎么样“了。不是不想了，是没时间想——修理厂的活从开春以后就开始多起来。街上跑的车比去年多了——不是他的错觉。去年这个时候整条街都蔫着，今年春天开始，路上的车明显多了一些。修车的也跟着多了。海龙手上这几个月接的活，比去年下半年多了将近一半。老板在五月份的时候给他涨了工资——从一天二十五涨到一天三十。涨了五块钱，没有仪式，没有谈话——发工资的时候信封里的钱多了，老板说了句“这几个月干得不错“。
海龙没有说“谢谢“。他把信封里的钱拿出来数了一遍——多了一张十块的和一张五块的——然后把钱放回信封里，放进口袋。晚上回到出租屋以后他把信封里的钱拿出来，放进铁盒里。铁盒又重了一点。
秋天——建国在县城买了一个BP机。
不是他主动想买的。是转制以后的新单位要求配的——“对外联络需要，人手一个“。转制的最终结果在四月下来了：粮食局正式并入县商务局，他被划到了新单位的办公室，负责写材料和接洽联络。工资不再“暂缓“了——每个月十五号准时发，数目和以前差不多，但不会拖了。他留下来了——不是原来的科室，不是原来的岗位，但人还在县城的体制里——不管这个体制现在叫什么名字。
BP机是摩托罗拉的，汉字显示，深灰色的外壳，腰上别着的时候有一点重。他把它别在皮带上的头几天，总是不自觉地用手去摸一下——确认它还在。不是因为怕丢，是因为那个东西在腰上发出存在感的方式他还不习惯。机器安静的时候他也会低头看一眼——屏幕上没有信息，只有时间在数字的右半边跳着。
九月的一个下午，BP机响了。他低头看了一下——是办公室通知明天开会。他看完以后把BP机别回腰上。这是他第一次收到不是找别人转告的、直接发给他的工作通知。以前的单位，找人是靠走廊里喊一嗓子或者让传达室的老头捎个话。现在靠的是他腰上这个振动的小机器。他用手掌在那个深灰色的外壳上贴了一下——外壳是温的，体温焐热的。然后他继续走他的路。
到了傍晚，街上的人多了起来——下班的时间。有人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过去，车筐里放着用塑料袋装着的菜；有人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前排着队；有人在邮局门口的信箱前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塞进去。建国走在所有这些人的中间，没有人注意到他。他在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不是想到了什么，是把腰上的BP机摘下来看了看时间——五点四十分。然后别回去，推门进去了。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不是全部，是从树冠的顶部和外围开始，一小片一小片的黄色掺在绿色里，像是有人用笔尖在树冠上点了几下。等点完了整棵树就黄了，然后落了。但那是更后来的事。现在还是九月，黄才刚刚开始。
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十一月——海龙在修理厂遇到了一辆凌志。
不是来修的——是来做保养的。车主是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皮肤黝黑，说话带一点广东口音。他坐在客户休息室里看报纸的时候，海龙正在给那辆凌志换机油。换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底盘上有一根油管有轻微的渗漏——不是他检查范围里的东西，但他蹲在车下面的时候看到了。他把那根油管指给车主看了。“不换的话，再跑两个月可能会裂。“
车主从报纸上抬起头。他看了一眼海龙指的位置，说：“换。你帮我换了。“
海龙把油管换好以后，车主站在车旁边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谢谢“，而是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
“淮海那边的。“
“淮海——那边入世以后变化大不大？“
海龙拿着扳手的动作顿了一下。“入世？“
“TO。中国入世了。十一月的事儿——你没看新闻？“
海龙没有说话。他确实没有看新闻。修理厂的休息室里有一台电视机，但午休的时候大家都拿它放录像带，没有人看新闻。他把扳手放回工具车上，把车主的凌志从举升机上放下来。
TO。他把这几个字母在脑子里拼了一下——不是英文，是那三个字母的形状。他想起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汽修铺里听到收音机里播报“设计师南巡“——那时他刚学徒不久，不懂南巡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那天师傅的收音机开得比平时响。一九九八年夏天他在省城晚报上看到“亚洲金融风暴“——他不太懂，但把那页报纸留下来了，在报头上写了“记住“两个字。现在二〇〇〇年，他在修一辆凌志的时候听到了“TO“——三个字母。
他站在那辆凌志旁边，手在抹布上擦了两下。车主已经把车发动了，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摆了一下，开走了。海龙站在举升机旁边，把那块抹布叠了一下放回工具车上。然后他走到工具箱前面，蹲下来，打开箱子。最底层——压着工具箱底板的深处——有一张一九九八年的报纸。他没有把报纸拿出来，只用手在最上层碰了一下，然后把工具箱盖上了。
TO。他把三个字母在心里拼了一遍又一遍。他不知道这三个字母具体会改变什么——但他知道它们和一九九二年的“南巡“、一九九八年的“金融风暴“一样，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字。那个东西会改变所有人的路——包括他的。他站起来，把工具箱的锁扣扣好。十二月了。这一年快过完了。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建国在办公室把最后一季度的报表整理完，夹进档案夹里。他的腰上别着那只BP机——现在已经不会总用手去摸了。转制以后的新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人一张桌子，桌子之间隔着一段刚够一个人侧身走过的距离。靠窗的那张桌上放着一盆文竹——不是他从老李手里接过来的那盆，是新买的。老李那盆在他办公室窗台上长了一年多，夏天的时候活过来了，重新发出了几根新枝。十二月初的时候他把那盆文竹从办公室带回了宿舍——不是因为它死了，是因为他想带回去。
他把档案夹放进柜子里，站起来。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有四根，全部亮着。窗户关着——十二月的冷风被挡在玻璃外面。隔壁科室有人在打电话，声音隔着一道墙传过来，听不清说什么，但能感觉到那种语调——不是紧急的，是日常的、平和的、不急不慢的。
他伸手把桌上那盏绿罩子台灯关了——灯的灯泡热了太久，关掉以后灯罩还在慢慢散热，他的手掌从上面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种温度——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亮了，他走过去以后又灭了。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天，和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天一样，县城的街道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建国走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不认识，互相没有打招呼。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交错、分开、缩短，然后各自走远了。
宿舍里的暖气比办公室弱一些，但比外面暖和得多。他把外套脱下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钩子是上一任住户留下的，钉在门板上，挂了几件衣服以后有点歪了，但还没掉。他在桌前坐下，没有开台灯——窗外的路灯照进来的光已经够用了。那本《新华字典》还在桌上——边上放着那盆文竹。文竹的叶子在台灯——没有开的台灯——旁边的阴影里，轮廓柔和。他伸手在文竹的一片叶子上碰了一下——叶子是绿的，硬的，还活着。
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县城上空的夜色和前一年的今天一样——漆黑的，安静的。远处有一条狗叫了几声，然后安静了。路灯的光在后院里投下一块光斑，和去年的位置一样。他站在窗前。他不知道明年会怎样。转制后的第一年，他留下来了——但接下来呢？入世的消息他在十一月的报纸上看到了。他不知道那两个字对县商务局的一个普通职员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什么，也可能什么都不意味。他站在那里，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等着二〇〇〇年的最后一刻从他身边走过去，像任何一天一样走过去。
他没有看表。过了很久以后，他拉上了窗帘。在黑暗里走到床边，坐下来。
村口的老槐树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里和任何一夜一样站着。去年这个时候的霜已经化了——今年还没有开始下霜，气温比去年高了几度，地面上没有白。树枝伸向天空的线条和去年一样——光秃的、清晰的。树下没有人。石头在树根旁边——表面被三年没有磨过的裤子磨掉了一层皮，比三年前更亮了。
树皮上有一道旧刻痕——三条平行的线。在冬夜的空气里那条刻痕被月光照得比周围的树皮深一个色号——不是在发光，是不反光——它比平整的树皮吸收更多的光，所以看起来更深。它在那里。没人看见，没人摸它——它在那里。
村里有一家的灯还亮着。隔得很远，从窗户里透出来，橘黄色的，在冬夜的空气里像一小团凝固了的暖意。然后它熄了。整个村子都暗了。老槐树在完全的黑暗里站着——没有光，没有人，没有声音。根在土里，在看不见的地方，在那个完全沉默的深夜里，在冻土下面。等待着什么——不是春天，是比春天更近的某个东西。天亮以后就是二〇〇一年了。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