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车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到的村口。
建国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先闻到的是煤烟味——不是县城那种煤炉子的气味，是农村冬天特有的那种：各家各户的烟囱同时烧着，碎煤和柴火混在一起烧出来的烟气沉在巷子里，被风一吹散了又聚回来。他拎着行李袋站在下车的地方——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杈光秃秃地举在冬天的天空底下，树皮比记忆里更黑了，树根旁边那块石头还在——磨得发亮的那一面朝上，和一九七九年他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一样。
他把行李袋换了一只手，沿着巷子往里走。路还是土路——铺了碎砖，但砖缝里长着干枯的草根，踩上去的时候鞋底能感觉到那些凸起的硬节。巷子比记忆中窄了——也可能是他长高了。两边院墙的墙皮有好几处脱落了，露出里面的土坯和麦秸，有一家的门框换成了新铁门，但旁边那家还是他小时候那扇木门——门上漆皮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木板之间的缝隙用报纸糊过，报纸已经黄透了。
建国家的院门开着半扇。他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堂屋的门也开着，他能看见堂屋里的八仙桌——桌角包着铁皮的那一边还是老样子。他小时候在那张桌上写过作业——煤油灯放在桌角，光不够亮，他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现在堂屋里亮的是电灯——灯泡吊在屋梁上，瓦数不大，但比他小时候的煤油灯亮多了。
他拎着行李袋走进去。
娘在厨房里。她听见脚步声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上还攥着一把粉条，围裙上沾着面粉。她看见建国，先是没有说话，把手上那把粉条放回盆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然后才说：“到了。“
“到了。“
“路上人多吧？“
“还行。“
娘没有再问别的，转回厨房去了。建国把行李袋放在他以前住的那间屋里的床上——床还是那张床，铺的床单换了一条新的，蓝白色的格子布。他在床边坐下来，手掌在床单上压了一下——新布，洗过一水，有一种洗衣粉和冬天阳光混在一起的气味。窗户外面是院子，院子里的石榴树也光秃秃的——树干上还系着那截旧铁丝，是他小时候绑弹弓架留下的，已经锈进了树皮里。
晚上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爹在乡里的建筑工地帮忙——说是帮忙，就是做一些不需要太多力气的零活，记半天工。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先跺了跺脚——鞋底上的干泥块在地上敲了两下，开了裂，碎在门槛旁边。他看见建国坐在堂屋里，也是先没有说话——他从来不太会开头。他把外套脱了挂在大衣架上，然后走到八仙桌旁边坐下来。
“放假了。“
建国说：“放了。“
“粮食局——还行？“
“还行。“
爹点了下头。他没有往下问。娘把菜端上来了——一盆白菜炖粉条、一碗炒鸡蛋、一碟咸菜、一锅热馒头。爹拿起筷子，在桌上顿了一下，把两双筷子对齐，夹了一筷白菜。
三个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炉子上的铁壶里的水开了，蒸汽从壶嘴里冒出来，在灯泡的光线里形成一小片白色的雾。壶盖被蒸汽顶得轻轻跳了几下——嗒嗒嗒嗒——然后又安静了。娘伸手把铁壶从炉子上拎下来，给建国倒了一碗热水，又给爹倒了一碗。
建国双手捧着那碗水，掌心贴着碗壁——搪瓷的，碗底有一小块磕掉了瓷，露出黑色的铁胎。水是烫的，烫得他两只手的手心都发红了。他低头喝了一口。水有铁壶的味道——烧过很多遍的铁壶里积了一层水垢，水里有微微的铁腥气，和村子里的气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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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王威来了。他走进院子的时候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领口上有一块油渍——不是做饭的油，是机器的油。他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建国“，建国从堂屋里出来，两个人在院子里站了一下。
王威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细看有。眼角多了一道纹，笑起来的时候比七年前收得快了。下巴上的胡子刮得不太干净——有一颗芝麻大的血点，刮破的。他站在石榴树旁边，手插在棉袄口袋里。
“海龙到了。“
建国说：“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他表叔的车捎他回来的——凌晨两点到家。“
两人没有急着去找海龙。王威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那棵石榴树，又看了一眼石榴树上那截锈铁丝。他伸手拉了一下那截铁丝——没有拉动，锈进树皮里了。
“你还记得这个？“建国问。
“怎么不记得。你拿它崩过村口那个柿子——没崩着，弹弓皮筋断了。“王威把铁丝松开了。铁丝在冬天的空气里微微抖了几下，发出一声很细的嗡响，然后又静下来。
两人从院子里走出来。巷子里没有人——腊月二十九，大家都在家里忙年，但村里的人比建国记忆中的少了。以前腊月这时候巷子里到处都是人——小孩在跑、大人在搬东西、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现在巷子是空的。墙根下没有晒太阳的老人——不是天气冷，是人少了。有好几家的院门上锁着锁，锁面上落了一层灰——不是走了几天，是走了几个月甚至更久的那层灰。
王威在前面走着，建国跟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了两三步的距离，谁也没有加快或放慢——和小学时上学路上一样，就是这个距离。
海龙家的院门开着。海龙蹲在院子里的一堆旧轮胎旁边——他表叔的长途车换下来的旧胎，堆在墙角当围栏用。他蹲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改锥，在剔轮胎花纹里嵌进去的一颗小石子。他把石子剔出来以后用拇指搓了一下那个位置——轮胎胶皮上有一个小小的凹痕，明显是被那块石子长期压出来的。
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来了。“
建国和王威站在院门口。海龙站起来把那把改锥插回口袋里，从轮胎堆上跨过来。他穿着一件灰夹克——不是新的，但和省城有关，拉链头的形状和县城卖的不一样。他比七年前壮了一圈——肩膀宽了，手掌更厚了。常年握扳手和起子的人的手，指关节比一般人大一圈，指甲缝里有一道洗不掉的黑线——机油渗进皮肤纹路里留下来的印记。
三个人在院门口站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没有人提议“去老槐树下坐坐“——但三个人先是站了一会儿，然后几乎是同时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没有人说什么，就是走。从海龙家的巷子拐出去，路过村委的公告栏——水泥墙面上贴着几张红纸，是年底的收支公示，纸边被风掀起了一半——拐过那口早就干了的老井——井沿上压着一块石板，石板上有一道裂纹——走到村口。
老槐树。冬天的老槐树没有叶子，枝条像一蓬黑色的血管一样伸向灰白色的天空上。树根旁边的石头还在——那块表面被三个人的裤子和鞋底磨光滑了的大石头。王威第一个坐下去。然后建国坐下去——他坐的位置和初中放学时坐的是同一个位置，树根从土里凸起来的那一道弧线刚好卡在他鞋底后面。海龙没有坐——他靠在树干上，面朝村外的方向。那个方向有一片冬天的麦田，麦苗刚露头，贴在地皮上的一层薄绿，被前两天的霜打得有点发白。
王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花生——油纸包着，打开的时候有一股焦香散出来。
“你带的？“
“我娘炒的。“
王威把油纸放在石头中间——三个人中间的那块石头上。海龙从树干上欠起身，伸手抓了一颗。建国也抓了一颗。王威自己也抓了一颗。花生壳在指间裂开发出的声音在冬天的空旷里比在室内响得多——咔的一声，然后是指尖把花生衣搓掉的声音，然后是花生在齿间被咬开的那个更闷的声音。
“四岁那年——“海龙把那颗花生的壳放在掌心里看了看，“你也是带的炒花生。在村口。你分成三份——最大的那份给了建国。“
建国咬花生的动作停了一下。
王威说：“你给自己留了最小的。“
海龙没有再说话。他把花生壳放进另一边的口袋里——不是扔了，是放进去。王威看到了，没有问。建国也看到了，也没有问。三个人坐在老槐树下面。冬天的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没有叶子遮挡，直接打在脸上——冷，但不刺骨。老槐树的枝条在风里摇了几下，发出干燥的、摩擦的声音——树枝碰着树枝，和三十年前夏天叶子沙沙响的声音不一样，但都是这棵树发出的声音。
一只乌鸦从麦田上空飞过去，翅膀在空气里扑了几下，落在不远处的电线杆上。它没有叫，站在电线上看了这三个人一眼——又看了他们一眼——然后飞走了。
三个人在老槐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话不多——比小时候少了。但没有话的时候也不觉得尴尬。王威把那包花生吃完了——最后几颗他分给了建国和海龙，纸包里剩下一小撮花生衣，他站起来，把花生衣倒在树根下面，风一吹就散了。
下午四点多的光变成了一种偏暖的灰——太阳还在西边，被一长条云遮住了，云边上透出一道橘黄色的光，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斜着从石头一直伸到麦田里。三个人在影子里坐了一会儿，然后王威先站起来——他拍了一下屁股上的土，说：“走了，回去帮娘包饺子。“
海龙说：“我也走了。表叔明天走——我去看看车胎的气压。“
建国说：“我再坐一会儿。“
王威和海龙走了。脚步声一前一后——王威的脚步重一些，踩在碎砖路上是实的；海龙的脚步轻一些，但步幅大——从巷口拐进去以后脚步声先后消失在不同的方向。
建国还坐在石头上。老槐树的影子又长了一点——它已经伸到了麦田更里面了，覆盖了一小片被霜打过的麦苗。他弯下腰，从石头旁边的地上捡起一颗花生壳——是刚才王威倒花生衣时带出来的一颗。他把那粒花生壳放在手心里，在指间转了一下。壳里还有一颗花生米——他刚才没注意到。他把花生米抠出来吃了，把壳放在石头上的油纸旁边。
然后他站起来，把油纸叠好塞进口袋里，往家的方向走。他没有回头——这次不是因为怕回头就走不成了，是因为他知道那棵树还在那里，树根下的石头也还在那里，他下次回来的时候它们还是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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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晚上，建国家堂屋的灯亮了一整夜。娘包了饺子——白菜猪肉馅，猪肉是爹从乡里集市上割回来的。饺子馅里多放了一勺香油，整个堂屋都是那个气味。建国吃了两碗——第一碗是晚饭，第二碗是零点的时候下的。爹在八仙桌前坐到了很晚，没有看电视——电视是九寸的黑白，信号不好，满屏雪花点，爹看了一会儿就关掉了。他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杯白酒——不是倒满了喝，是倒了一点点，喝一口，抿住，过很久才咽下去。建国坐在他对面，面前放着一碗饺子汤，汤上浮着几点油花。炉子里的火烧着，铁壶里的水开了一次又一次。
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村外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响了十几秒，然后停了。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建国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冬天的夜空很干净——没有月亮，星星密得像撒了一地的碎米。他站在石榴树旁边，手插在口袋里，抬头看了很久。院子外面的巷子里没有人——路灯也关了，整个村子都暗着，只有几家的窗户里透出一点光，隔得很远，在不同的方向上，互相照不到。
他回到屋里。娘已经回屋睡了。爹还坐在桌前，那杯白酒还剩一半。他看见建国进来，没说话，把酒杯里剩下的一口喝了下去，然后站起来，端着酒杯回屋了。建国把桌上的碗收起来，拿到厨房洗了。水龙头里的水是冰的——冻得手指发僵，但他没有兑热水。洗完碗，他关了堂屋的灯，回到自己的屋里。床单是新换的，被子里有阳光晒过的气味。他躺下来，关了灯。黑暗里他听见隔壁屋里爹的咳嗽声——不重，几下，然后停了。远处有一只狗又叫了两声，然后安静了。窗外的石榴树的影子在窗帘上映着一小团——那截锈铁丝也在，嵌在树皮里，和三十年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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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下午，建国在村口遇到了海龙。
海龙蹲在老槐树下面，手里拿着那颗螺帽——在指尖上转着，像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转。他看见建国走过来，把螺帽握在手心里，站起来。
“明天走？“
“明天。“建国说。
“几点？“
“早班车。七点半。“
海龙点了下头。他把螺帽放回口袋里——不是工具箱的铁盒那个口袋，是他现在穿的这件灰夹克的侧兜里。他又把手抽出来。
“王威刚才来过了。说养殖场那边——春节也没停，得有人喂料。“
“嗯。“
两个人站在老槐树下面。冬天的正午有太阳——不暖，但光很好，照在光秃秃的树杈上，每一根枝条都清清楚楚的。树根下昨天三个人坐了一下午的那块石头还被太阳晒着——表面的温度比空气高一点点，用手背贴上去能感觉到。
海龙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颗螺帽，在树根上敲了一下。
铁和树根碰到一起，发出一声钝响——树皮是软的、糙的，螺帽是硬的、冷的。那个声音不像敲击，更像是一个东西贴到另一个东西上然后松开了。
他敲的那个位置——树根上有一道旧痕迹。是一道刻进去的印子，被树皮生长的张力撑开了，变成了一条浅沟，但能看到人工的痕迹。是他小时候用削铅笔的小刀刻的——一条横线，代表他自己。旁边还有两条平行的线——一条代表建国，一条代表王威。三条线刻在同一块树根上。他蹲在那里，用拇指在那三条线上摸了一下。然后站起来把螺帽放回口袋里。
“走了。“他说。
“嗯。“
海龙往巷子里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建国。“
“嗯。“
“你那碗面——汤凉了就不好吃了。“
建国站在老槐树下面，看着海龙拐进巷子里不见了。那棵树的枝条在他头顶上伸展开，在冬天的天空里画着黑色的线——每一条线的末端都分出了更细的枝杈，那些枝杈的末端又分出了更细的，一直到肉眼快要看不见的细度。站在树下面往上看的时候，枝条像是一张不断分裂的网——从粗到细，从树干到最远的末梢，每一根都有自己的方向。
他低下头，看了一眼树根上那三条线。刻痕还在——七岁那年刻的。他用鞋尖在那个位置碰了一下，没有用力。然后他转身走了。初一的村路上没有人，只有他的脚步声从村口一路延到巷子深处，在那个冬天的下午里，一声一声的，走了很远才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