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缘故？吴兑面现思索之色，斟酌着问道：求真可是担心皇上那儿……
高务实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道：近来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间我常闻一语，曰：‘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这话吴兑自然也知道，点头道：拔葵去织，确有此说，不过如今能这般做的人不说早已绝迹，至少凤毛麟角。况且愚兄记得，求真你并不同意这话的意思吧？
高务实刚才那段话的意思是，吃国家俸禄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从古至今，不与民争利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记》里讲，公仪休担任鲁相后，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产业、与民争利，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当公仪休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园葵而弃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织布，立即疾出其家妇，燔其机，还十分生气地说：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自此，拔葵去织便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屡屡被后来者引以为戒。
如《隋书》记载，当时因百官所需费用不足，中枢和地方都设置用以放债的公款，以息取给。时任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此乃官府与民众争利，非兴化之道，就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
《资治通鉴》里也讲，说武则天垂拱年间，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收其利。时任宰相的苏良嗣断然叫停：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
按理说，自家织点布、种点菜，官府放贷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卖，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但从公仪休、苏孝慈到苏良嗣，何以个个大发雷霆小题大作呢？
道理很简单，意蕴也很深远。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会对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但深层次的危害在于，他们认为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以后只会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跟进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会，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权力，以这样的公权力与手无寸铁的百姓争利，孰强孰弱高下立见。如是长此以往，弱肉强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终必然百弊丛生、积重难返。
更为可怕的是，争利开始往往是公开的、含蓄的，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甚至抢劫了。如《梵天庐丛录》载，鞑清时某太监打着老佛爷的旗号，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对县令说：汝需备炭三十斤。
这事并不难，可他随即提出苛刻条件：每枝长须一尺五寸，圆一寸五分，且不可有节、不可有裂纹。当县令面露难色时，太监就恫吓道：万一老佛爷冻着，汝罪不小！
此时自然有人出来打圆场，道：有银子便好商量。结果县令便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从这个故事表达的意义上讲，拔葵去织、罢公廨钱都是未雨绸缪之举，目的是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为什么与民争利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看書菈
人心，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争小可，便失大道。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争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唐太宗舟水之喻，兴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务实把这番道理说与吴兑听了，吴兑的脸色便有些将信将疑，犹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说，你我做这些物流买卖，也是与民争利，因此本就应该罢手？
倘若道理如此，则你将此买卖转而让给朝廷，那不还是与民争利？无非这争利之人由你我换成朝廷罢了‐‐可朝廷归根结底乃是皇上啊，皇上与民争利，岂非更大的坏事？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盐铁论》则言：‘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若你我及诸官都不能行此‘争利’之举，皇上又因何可为？
高务实早料到吴兑听完自己那番话之后必称孟子，不错，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成了后世儒生三句不离嘴的名言。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作为一个皇帝，你不要总是去把利益什么的挂在嘴边，这太庸俗了，你应该每时每刻都把仁义放在心里，这才是人们喜欢的好皇帝。
《盐铁论》当中的儒生贤良说得更清楚一些：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
按理说这话的道理其实没错，如果皇帝不与民争利，而且把仁义时刻挂在心里，那么天下也会因此而过得很好了。但问题是这句话到了明朝，因为对于一个字的理解的差异，导致了满口仁义的明朝文官亲手毁掉了大明王朝！
哪个字？民字。
何为民？
一个现代人看到这个字，自然会想到公民即为民，换句话说，普通老百姓便是民。
然而这个观点在古代可未必是真理，不说一定是错的，但至少一定有争议，一定可以混淆。
刚才提到过的亚圣孟子，除了表达过一大堆的民本思想之外，他其实还说过一句可能不太出名的话：为政不难，无获罪于巨室。
什么意思？意思是治理国家很简单，只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有他们的支持，你就可以无往而不利。
科举制实行之前，对于当时那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只要他们替各自的家族发声，他们就可以在官场上稳如泰山。哪怕是偶尔被罢官了，过不久又会有人把他举荐上去。
隋唐以降，科举成了当官的必经之路，情况因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世家大族如果不能长期在科举一道上保持兴盛，往往也会家道中落。但也正因如此，越是在位秉权的官员就越发有敛财之心，因为越是将财力投入在子孙后辈的教育上，便越能确保自己家族的长盛不衰。
在现代汉语里，人民是一个词汇，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但在古代社会，比如现今的大明，人与民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它们所表达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
与此类似的还有群众，在后世那是连起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词，但在古代社会亦不然：群就是群，众就是众，两者并不统一。
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达意思的，可以直立并走动的就是人。因此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木字，木是障碍物，所以休，停止走动了；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言字，那就是这个人去带话，就是信，口信的信。
所以，人是自由的，拥有自行决定行止的个体。
民则不然，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画一个眼睛，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体。郭沫若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民是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言‘民者盲也’。
郭沫若认为，在殷商时期，民字这个象形字就是用一个锥子刺瞎左眼，这样的人就是民，而民也就是奴隶。
但后来有些学者开始提出质疑，并且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该象形字的意思，那个所谓的锥子其实指代的是目光，目光向下即为民。
什么叫目光向下？就是低着头看地面，指不敢抬头平视‐‐当然，不敢平视的对象是指统治者，或者统治阶级。
于是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的地位高于民。
这不是随便说说，看看经常性的组词就知道，仁人志士、人定胜天、敢为人先等，都包含着强烈的褒义，而民字固然也有褒义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如贱民、草民、暴民等这类贬义组词。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古人取名的时候是很少使用民字的，这和红朝以后的取名风格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但也可能有人会问，那李世民怎么解释？他被取名的时候固然还不是秦王，更不是皇帝，可陇西李氏当时也是八柱国级别的门阀啊，为何就有了民字在他这个世家公子的名字里头？
那是因为李世民的世民绝非世代为民，它的本意是经世济民‐‐济民啊，什么叫济？救济的济，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万民。
正因为人与民在古代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无论在《论语》还是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人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人指区别于万物的人，所有的人；狭义的人是指与民相对的士以上阶层的贵族。而民则是指除狭义的人以外的平民百姓。
古汉语中诲字从言，与言语有关，教从反文，与武力有关。孔子诲的对象是人，诲的内容是知(智)；教的对象是民，教的内容是戎与战。
搞明白这些就会发现，原来对于人，孔子主张诲人不倦，对于民，孔子则主张不可使知之。可见《论语》中诲人和教民的结构泾渭分明，孔子对此二者绝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于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掌控了社会话语权，并且用各种民本思想来限制和约束皇权，故而对于民的归属，他们也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说教化万民的时候，文人士大夫们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认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牵涉到利益，尤其是与皇权冲突的利益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态度就变了，认为自己是民‐‐我连爵位都没有，官职也不能世袭，显然不属于贵族，那我凭什么不是民呢？
因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与我争利。这也正是历史上东林党认为收他们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基本思想来源。
至于你要问，那为何田赋又能收呢？嗯，因为田赋是历朝历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历史的惯性的，而且他东林党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赋，即便要交也交得极少，那当然没有问题。你要是跟东林党说以后官绅一体纳粮，你看东林党会有什么反应。
然而眼下摆在高务实面前的难题在于，东林党是利益集团的朝中代表，实学派难道就不是利益集团了？
显然不可能，实学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团这个窠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初以高拱为首的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皇党性质，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于皇权而形成。
在高拱时代，实学派依靠皇权取得官位、取得朝堂上的话语权，但经过郭朴、张四维时代，实学派已然逐渐做大，此时又怎么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这时候大家发现，要想利益最大化，有一个现成的门路，只要搭上这艘大船，利益就能确保‐‐这艘大船就是京华。
依托高务实点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实学派官员逐渐进入泛京华体系，如果京华是一棵树的主干，那么他们就逐渐成为了枝和叶。
师兄家中别院可有园丁？高务实问道：园丁剪除冗枝杂叶，是为了整棵树能够长得更加干高叶茂。
吴兑眉头大皱，道：那这些‘冗枝杂叶’你又打算如何处置呢？愚兄方才已经说过，你若弃而不用，只怕有的是人愿意收拢起来。
高务实道：岂能弃而不用？小弟不是也说了么，去掉冗枝杂叶是为了主干更高‐‐师兄，我们在江南地区要和那些人见真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