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长岛。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夜。
皮埃尔·杜邦正看着书桌上那份今天的《纽约时报》。
“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扩大陆军航空队规模”、“国防拨款法案进入最后审议，预计总额将超过十亿美元”、“总统呼吁全国团结，共同应对“红色威胁””。
这时，门被推开了。
管家探进半个身子。
“杜邦先生，梅隆先生到了。”
紧接着，安德鲁·梅隆走了进来。
两个人在书桌两侧坐下来。管家端上咖啡，退了出去。
“杜邦，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杜邦把报纸推到桌子中间，手指点了点头版的标题。
“看了。看了一晚上。”
梅隆接过报纸，扫了一眼，放在桌上。他已经看过了，在火车上看的。
从华盛顿到纽约的四个小时里，他把这份报纸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他需要确认一件事——罗斯福是不是真的疯了。
“杜邦，你还记得一九三二年吗？那一年，我们坐在胡佛的晚宴上。
你说，罗斯福这个人太危险，他是社会主义者，他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德国。
我说，不，罗斯福是资本家，他是我们的人。他只是在演戏，演给那些饿肚子的工人看。
等他上了台，他就会变回来。我还说，我们应该支持他。”
杜邦端起咖啡杯，
“我记得。你当时说——“富兰克林是聪明人，他知道怎么做生意。”你让我把资助右翼的资金和关系断掉，说那些人成不了事。
你说，罗斯福会把右翼那几个州收拾干净，然后带着美国走出大萧条。
我听了你的。我把库格林神父的电台停了，把在底特律的几个关系户甩了，把那些在国会山替我们说话的人召了回来。我听了你的。”
梅隆也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咖啡很苦，没有加糖，他皱了皱眉。
“杜邦，当时我们是对的。
罗斯福新政的头两年，经济数据确实在好转。
股市涨了，失业率降了，银行不再倒闭了。连华尔街的人都开始相信他。
我们以为这条路走得通。我们以为只要给他时间，他会把国家带回正轨。”
他放下咖啡杯，杯底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咚”的声音。
“但现在呢？他在扩军。他在征兵。他在准备打仗。
那八个州是美国的土地，底特律的工厂是美国的工厂，芝加哥的钢铁是美国的钢铁。他要把炸弹扔到自己的工厂上，把坦克开进自己的城市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
这不是总统，这是疯子。”
杜邦靠在椅背上，
“安德鲁，你说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断掉右翼的关系，如果当时我们继续资助他们，让他们在那些州站稳脚跟——今天会不会不一样？”
梅隆沉默了片刻。
“不会。右翼那帮人，只会嚷嚷，不会做事。他们搞游行，搞集会，搞民兵训练，搞得像真的一样。
但罗斯福一出手，他们就散了。
胡佛抓了他们的头目，关了他们的报纸，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杜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指上有一颗硕大的蓝宝石戒指，是祖父留给他的，在灯光下闪着冷光。
“所以，安德鲁，我们才是罪魁祸首。
不是罗斯福，是我们。是我们把右翼卖了，换了一个看起来“温和”的罗斯福。结果呢？罗斯福比右翼更狠。
右翼至少不会打自己的工厂，罗斯福会。”
梅隆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点上，吸了一口。
“杜邦，现在说这些没有用了。右翼的人已经被抓光了，死的死，关的关，消失的消失。
那几个州已经被罗斯福吞了，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我们手上没有牌了。我们只能跟着他走。”
杜邦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的手按在窗台上，手指微微蜷曲着。
“安德鲁，你说“只能跟着他走”。往哪走？往战争里走。你知道如果德国人打过来，我们有多少胜算吗？”
梅隆把雪茄放在烟灰缸上，雪茄还在燃烧，青烟袅袅。
“多少？”
“零。”杜邦转过身，看着梅隆。
“我们的陆军不到德国人的十分之一。我们的坦克数量不到他们的零头。我们的飞机大多是旧型号，飞不过大西洋就会被击落。
我们的工人——那些在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的工人——他们站在共产党那边。如果德国人来了，他们不会帮我们打德国人，他们会帮德国人打我们。”
“对了杜邦，你听说了吗？罗斯福要请日本人来。”
杜邦的眼睛眯了一下。
“请日本人来？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用石油、钢铁、橡胶换日本陆军。让日本人帮我们打美共。据说第一批部队已经在横滨集结了，随时准备登船。”
杜邦的脸色变了，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
“安德鲁，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没有开玩笑。杜邦，消息来源十分的可靠。是国务院的人传出来的。”
杜邦走回书桌前，双手撑在桌沿上，俯身看着梅隆。
“日本人？请日本人到美国来？罗斯福不记得日本人是什么东西？他们这些年在亚洲都干了什么？
他们就是是一群野蛮人。”
梅隆看着杜邦，目光不动。
“杜邦，注意你的措辞。日本人也是人。”
“他们是人，但不是我们的人。你让日本兵站在美国的土地上，拿着美国的枪，吃着美国的粮食，穿美国的军装——然后呢？打完仗了，他们不走怎么办？他们要在美国扎根怎么办？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插上太阳旗怎么办？”
梅隆把雪茄从烟灰缸上拿起来，又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
“杜邦，你说的这些，罗斯福都应该想过了。
但现在不是怎么办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活过明天的问题。美共在底特律打了胜仗，英国人被打的败退。
我们的陆军还没准备好。如果德国人的国际纵队抢在我们前面在诺福克登陆，我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罗斯福需要炮灰。日本人是炮灰。
不是朋友，不是盟友，是炮灰。用完了就可以扔。”
杜邦直起身，双手叉腰。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安德鲁，你信不信，如果日本人真的来了，美国人民会造反？
不是共产党造反，是普通的美国人。那些在中西部种地的农民，那些在南部工厂里干活的工人，那些在波士顿和费城的码头工人。他们不会接受日本兵站在美国的土地上。
他们会拿起枪，不是打共产党，是打我们。因为在他们眼里，请日本人来——比共产党更可恶。”
梅隆把雪茄掐灭了，烟蒂在烟灰缸里发出轻微的“嘶”的一声。
“杜邦，你说得对。但谁是我们？你是杜邦，我是梅隆。我们有工厂，有矿山，有铁路，有银行。
我们有钱。如果日本人不来，凭借着美国本土的军队和隔壁英国人的军队，就能保住我们的财产了吗？”
梅隆的这话一出口，两个人都沉默了很久。
“杜邦，我们还有选择吗？”
杜邦摇了摇头。
“没有。我们已经把右翼卖了，把牌交出去了。罗斯福是唯一的庄家。不管他发什么牌，我们都只能接着。不接，就出局。”
梅隆站起来，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
“杜邦，我该走了。明天还要回华盛顿。国务卿找我谈话——不是商量，是通知。通知我们，战争税要来了。还有国防债券，让我们带头认购。多买，多捐，多表忠心。”
杜邦也站起来。
“安德鲁，你说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不应该支持罗斯福，不应该卖掉右翼，不应该相信这个国家还能用老办法救回来。也许共产党是对的？也许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是推倒重来？”
梅隆看着他，看了几秒钟。
“杜邦，别瞎想了。”
“我是认真的。”
“你是认真的？你要把家产交给共产党？你的杜邦公司，你的化工厂，你的军火订单——你都不要了？”
“安德鲁，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我不要日本兵站在我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