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代表的发言也引起了特别关注。
这位年轻的代表展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沉稳与战略眼光，他的发言建立在令人振奋的事实基础上：
“同志们，我首先要报告一个好消息：
在共产国际，特别是德国和苏联同志持续不断的支援下，东方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目前，我们领导下的军队力量已经发展到十二个正规军，总兵力超过十八万人。
我们不仅拥有步枪和机枪，还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部队、工兵分队，甚至初步的无线电通讯网络。”
“我们在农村建立的政权已经覆盖了五省七十二县，总人口约两千三百万。
在这些区域，我们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超过四百万农户获得了土地；我们建立了三千多个农民委员会，组织合作社生产；我们开办了八百余所解放小学，让农民子弟第一次有机会读书识字。”
他特别强调了组织建设：
“在我们的根据地，领导的工农委员会政权不是“影子政府”，而是实实在在行使着行政、司法、税收、教育等全部国家职能的完备政权体系。”
会场响起赞许的低语。来自东方的同志继续道：
“由于国际共运整体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德国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力支持，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的直接干预能力受到了显著制约。这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窗口期。”
“去年秋季以来，我军在秋季攻势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G省，我们歼灭了反动政府的三个主力师；在EY等地，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一倍；而且我们进一步扩大了通往北方的战略通道。
目前，反动派的军事攻势已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东方的情况确实与欧洲不同。
我们面对的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暴力机器，没有议会斗争的空间。
武装斗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道路——这一点没有变，也不会变。”
“但是，”
他强调，
“德国和波兰同志的经验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枪杆子可以夺取政权，但只有民心才能巩固政权。我们在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建设、合作社经济、文化教育，就是在做争取民心、夯实政权基础的工作。”
他最后总结道：
“当前的东方革命局势，正处于一个稳中向好、积极进取的历史阶段。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正确的革命策略，继续将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继续将国际援助与自主发展有机结合，东方革命的胜利前景是清晰可见的。”
“而且，东方革命的每一步进展，都将极大地改变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
当我们赢得解放时，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将遭受其历史上最沉重的一击。为此，我们感谢德国和苏联同志的支持，也期待着与各国兄弟党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与合作。”
东方代表的发言结束后，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托洛茨基在笔记中写道：“东方同志正在创造一条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完美结合的道路。
这可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具普遍意义的革命模式。”
而韦格纳在听取发言之后，对身边的施密特轻声说：
“看到吗？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它能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适应不同环境的形态。
而所有这些形态，最终都将指向同一个目标：全人类的解放。”
这个判断，连同世界革命的积极图景，成为了1928年柏林大会留给历史的又一个深刻印记。
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危机中，东方战场与西方战场的革命进程，将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成为了所有与会者心中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
来自印度代表罗易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韦格纳同志，您所阐述的通过经济建设和生活改善来赢得民心的道路，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或许行之有效。
但在印度，我们面对的是绵延千年的种姓枷锁、根深蒂固的宗教隔阂、以及英国殖民者精心构建的分而治之体系。
在这种环境下，强调物质改善，是否会淡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
当一部分人生活稍有改善，他们会不会满足于现状，反而成为革命进一步深入的阻碍？”
会场安静下来，许多亚洲、非洲代表都看向讲台。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韦格纳沉思片刻，缓缓开口：
“罗易同志，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与千差万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首先我要承认：印度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德国道路的简单复制。”
“印度的特殊性在于，阶级压迫与种姓压迫、宗教矛盾、民族问题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英国殖民者将这些矛盾制度化了，使其成为维持统治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艰巨。
你们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还要在思想上对抗千年积淀的社会意识，还要打破人为制造的宗教与种姓隔阂。”
“因此，我对印度革命的具体策略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印度党必须对本国社会结构进行比任何国家都更细致的研究。
种姓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群体、不同职业阶层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农村的柴明达尔制与城市的买办资本如何勾结？
哪些社会矛盾是首要的、哪些是次要的？没有这种深入的了解，任何革命策略都将是空中楼阁。”
“印共的同志们还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印度，单纯依靠产业工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在总人口中比例有限。
必须将受压迫的农民、不可接触者、少数民族、进步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同样受压迫的中等种姓都团结起来。”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印度党应当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权，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决定最有效的斗争方式。”
韦格纳最后总结道：
“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指示是：
稳固当前形势，扩大影响力，缓步推进。
我们不期待印度在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现实的。
但我们期待印度共产党能够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将党的组织扩展到英国印度每一个省份，建立覆盖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会网络，在农村发起有组织的减租抗税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持续批判种姓制度和宗教蒙昧主义。
最重要的是——让千百万印度人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所受的苦难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可以改变的社会现实。”
他看向罗易：“罗易同志，您担心的“革命纯粹性”问题，我的理解是：革命的最大纯粹性，不在于口号多么响亮，而在于能否真正解决人民最痛切的苦难。
当印度共产党成为这些改变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时，革命意识形态就不会被弱化，反而会获得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至于您担心的“工人贵族”问题，”
韦格纳微笑道，
“在印度，工人阶级的整体生活水平还远未到产生“贵族”的程度。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让更多工人成为“工人”，而不是“赤贫者”。
当印度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获得了基本尊严和生活保障时，他们不会是革命的阻碍，而将成为革命最坚定的基石——因为他们会明白，这些权利不是谁的恩赐，而是通过斗争赢得的，也必须通过继续斗争来捍卫和发展。”
当韦格纳的回应结束时，罗易沉思片刻，站起身来：
“感谢韦格纳同志的回答。
您对印度特殊性的分析，比我们一些本国同志的认识还要深刻。
您说得对——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既坚持革命原则，又符合印度实际的道路。
这次大会后，印度共产党将重新审视我们的战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斗争纲领。”
会议第三天下午，在听完各小组汇报后，列宁要求发言。
工作人员将麦克风调整到合适高度。列宁的左手有些颤抖，但他声音坚定：
“同志们……我年轻时……读过黑格尔。他说……历史是螺旋上升的。”
“我们经历过……革命的激情岁月……以为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世界。那是……历史的直线思维。”
“德国同志在波兰做的……是历史的螺旋思维。表面上……他们在妥协、在退让、在和资产阶级合作。实际上……他们在更深的地方……挖掘旧制度的根基。”
他转向韦格纳的方向：
“卡尔……你说得很好……政权的基础不是议会……是粮食、是工作、是人心。”
“巴黎公社为什么失败？……因为它只有巴黎……没有整个法国。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坚持？……因为我们有工人、士兵、农民苏维埃……遍布全国。”
“波兰的委员会……就是苏维埃的……新形式。”
列宁的讲话断断续续，但每句话都像锤子敲在心上。最后他说：
“不要害怕……走不一样的路。马克思主义……不是圣经……是方法。方法就要……因地制宜。”
“但记住……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阶级斗争。不管用什么形式……目标都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柏林的道路……是一条路。不是唯一的路……但是一条……已经走通的路。值得所有人……思考。”
演讲结束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时起身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