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委员会那间办公室里，韦格纳刚刚签署了那份发给西方各国的、措辞严谨而有力的外交复照。
他没有立即让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离开，而是示意他坐下，自己则点燃了一支烟，
“复照发出去了，但这只是官方层面的交锋，是这场舆论战的第一枪。”
“接下来的斗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关键。因为真理和人心，最终是要靠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和掌握的。”
韦格纳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随后停在窗前，
“对我们的宣传部门，我有几点具体的意见。”
韦格纳转过身，对认真记录的宣传部门负责人，阐述了他的指导思想：
第一，战略上，要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
“不要只是等着法国人骂我们，然后我们去辩解、去辟谣。
那样永远跟着他们的节奏走，就会疲于奔命。
我们要抓住主动权，把矛头指向他们，戳他们的痛处！他们不是自诩“文明”、“民主”、“自由”吗？
那好，我们就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全欧洲的工人、农民和殖民地人民，他们的“文明”是什么成色——是血汗工厂里童工和女工的呻吟，是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鲜血，是垄断资本家穷奢极欲与普通民众饥寒交迫的尖锐对比！要把他们那件光鲜的外衣扒下来，让所有人看看里面嘛！”
第二，战术上，要实事求是，精准打击。
“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们，不能靠空喊口号，更不能胡说八道。
要用具体、生动、无可辩驳的案例和数字说话。要系统性地收集、整理、核实法国本土的工人罢工情况、生活成本数据、贫民窟的调查报告；揭露他们在摩洛哥、叙利亚、印度支那的殖民暴行。
每一篇报道，都要有根有据，经得起推敲。我们要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到底是谁在制造苦难？谁在阻碍进步？”
第三，方法上，要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我们的报纸、传单、广播，是给广大民众看的、听的，不是给少数理论家研究的。
要学习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可以多用漫画、讽刺诗、工人歌谣、真实的照片。
我看不如画一幅漫画：
克列孟梭穿着资本家的礼服，一只脚踩在法国工人的背上，另一只脚踩在非洲殖民地的土地上，手里还举着写有“文明、秩序、和平”的旗子。
要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用最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
第四，视野上，要具有国际主义胸怀。
“我们揭露法国，不仅仅是为了德国，更是为了唤醒所有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
我们的宣传，要着眼于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要大力声援法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声援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要把德国无产阶级建设的成就，与法国资产阶级的腐朽，进行鲜明的对比。
要让人们看到，在德国走过的路，是另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势力。”
韦格纳最后总结道：
“总之，宣传战的核心，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有理”，就是站稳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立场，用事实说话；“有利”，就是一切宣传要有利于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壮大我们自己；“有节”，就是讲究策略，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集中火力攻击最主要的敌人——法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客。
要把我们的声音，变成插向旧世界心脏的匕首和投枪！”
韦格纳的指示和意见迅速被宣传部门领会和贯彻。
很快，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火力猛烈且针对性极强的舆论反击战，通过《红旗日报》等媒体平台，铺天盖地地涌向了法国及其盟友，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红旗日报》与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柏林工人之声》等报刊，忠实地执行着韦格纳“掌握道义主动权”的指示，将批判的锋芒精准地刺向了法国社会上的不公和剥削。
最新一期的《红旗日报》在头版刊发了长篇调查报告《“文明”假面下的血汗工厂——巴黎邻居们的真实生活》。
【《红旗日报》特稿·头版】
“文明“假面下的血汗工厂——巴黎邻居们的真实生活
本报调查组发自巴黎、里尔、柏林
（编者按）当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在凡尔赛宫的镀金大厅里高谈“欧洲文明“时，请随我们的笔触，走进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光鲜外表下的真实世界。
清晨五点的里尔，雾气裹挟着煤烟笼罩着工人聚居的圣索沃尔区。
22岁的纺织女工让娜·马丁摸索着点亮油灯，往粗麻裙口袋里塞进一块隔夜的黑面包。她必须赶在五点半汽笛鸣响前抵达杜邦纺织厂。
“我父亲的名字刻在凡尔登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上，“
让娜在纺纱机的轰鸣声中对我们说，
“巴黎的官员老爷们说我的父亲他是为法兰西的荣光牺牲。
但当我每天在粉尘里工作12小时，周薪却只够支付阁楼租金和购买配给面包时，我明白了——他只是为杜邦先生的新别墅和银行家的股息牺牲。“
在让娜工作的车间里，空气中漂浮的棉絮让工人们常年咳嗽。午休时，女工们聚集在露天空地，就着冷水吞咽面包。
“这里没有食堂，下雨时就躲在机器下面吃饭。“
让娜向记者展示了她肿胀的双脚，
“每天站着工作十小时后，我的脚就像不属于自己似的了。“
附录
【数据实证】
法国纺织业平均日工作时间：11.5小时
女工周薪中位数：45法郎（仅相当于3公斤黄油）
工人聚居区婴儿死亡率：12.3%（数据来源：：-M.JHSSD.COM-最快更新请浏览器输入到精华书阁进行查看
就在让娜在里尔的纺纱机前忙碌时，德国鲁尔区埃森市的安娜·舒尔茨正在“前进“机械厂的托儿所送别她三岁的儿子。
“八小时工作制让我们有了新的生活，“
安娜指着厂区的红砖建筑群说，
“下班后我可以去工人夜校学习机械制图，上周我还参加了生产计划讨论会。“
在工厂里，工人委员会参与制定生产计划，食堂提供热腾腾的午餐，厂区诊所免费为工人家属看病。安娜的丈夫在去年工伤时，不仅全额领取治疗费用，还获得了工伤补助。
“最让我感动的是，“
安娜说，
“当韦格纳同志来厂里视察时，他坐在我们中间吃同样的黑麦面包，认真记录我们提出的每个建议。这才是一个属于工人的国家。“
入夜后的巴黎上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林荫大道的豪华餐厅里，穿着燕尾服的绅士们正在品尝从殖民地运来的珍馐，而三公里外的圣安东尼区，工人们正在为明天的面包排队。
“自由？意味着选择饿死方式的自由。“
55岁的铸铁工人莫里斯·勒鲁苦笑着说，
“平等？是我们同样贫穷的平等。博爱？那是资本家之间的情谊。“
在里尔，当我们结束采访准备离开时，让娜悄悄塞给我们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告诉德国的工友兄弟，我们羡慕你们。“
当克列孟梭先生谈论“文明“时，他指的是杜邦先生的纺织厂、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账本、殖民地橡胶园里沾血的皮鞭。巴黎林荫大道上的每一块石板，都浸透着法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泪。
而在红色的德意志，我们证明了另一种可能：工人不需要乞求资本家的施舍，他们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正是巴黎统治者恐惧我们的根本原因——我们不仅打破了锁链，更铸造了崭新的世界。
（本报将持续刊发“欧洲真相调查“系列报道，明日关注：《法兰西殖民地的锁链与哀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