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站起身，语气坚定地强调：
“在推行过程中，要广泛宣传，让农民明白，土地国有是为了防止他们将来再次失去土地，是为了保障所有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办合作社，不是要把农民们现在手里的东西拿走，而是要给他们一个更稳定、更有保障、更能共同富裕的未来。”
“同时，”
韦格纳看着博尔曼说道，
“要起草严格的《土地法》，明确宣布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任何私人买卖、抵押、置换土地的行为均属非法，一经发现，必须严厉惩处。要从法律上彻底堵死土地重新变为商品的道路。”
韦格纳坐回到座位上，最后指示道：
“这件事政策性强，敏感度高。还是那句话：
宣传先行，典型引路，自愿加入。要挑选那些我们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的村子进行试点，成功一个，巩固一个，再逐步推广。
办合作社，不仅要增产增收，更要体现出对农民社会地位的尊重和保障，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而不是简单的劳动者。”
博尔曼重重地点头：
“我明白了，主席同志！我们一定把握好方向，既要坚持土地公有的根本原则，又要稳妥推进，确保农业生产不滑坡，农民积极性不受挫！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巩固工农联盟、迈向社会主义的坚实桥梁！”
韦格纳的语气变得更加语重心长：
“博尔曼同志，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农业问题，光靠你们农业委员会单打独斗是解决不了的。
这就像一辆马车，需要两个轮子一起转。你们农业部门是一个轮子，希法亭同志领导的经济建设部门，是另一个轮子。”
韦格纳具体阐述道：
“你们负责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土地经营好，把产量提上去。而经济部门，要负责为你们提供“弹药”和“装备”——农机厂的拖拉机和收割机、化工厂的肥料和农药、建筑部门的水利工程队。
将来合作社富余的农产品，也需要经济部门通过国营商业网络来收购和销售，换取工业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你回去之后，要主动和希法亭同志对接，”
韦格纳明确指示，
“你们两个部门同志们要坐下来，共同制定一个详细的、针对农村的“工业支援农业”计划。把明年需要多少农机、多少吨化肥、要修复哪些水利设施，都清清楚楚地列出来，纳入经济委员会的总体预算和生产计划里。
反过来，你们也要根据经济部门能提供的支援，来规划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能你们这边规划得热火朝天，那边工厂却生产不出东西，那就成了空对空。”
韦格纳形象地比喻道：
“这就好比打仗，你们农业战线是冲锋陷阵的步兵，经济战线就是你们的炮兵和后勤。步炮协同，前后一体，这仗才能打赢！
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城里只管城里，乡下只管乡下的旧习气。
我们是一个整体，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工农联盟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新德国！”
博尔曼听得心潮澎湃：
“主席，您放心！我明白了！
我们农业部门的同志们绝不会关起门来搞建设。我回去就立刻组织班子，和希法亭同志开联合会议，把您的指示落到实处，确保两个轮子朝着一个方向，同步前进！”
“好！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和决心！”
韦格纳满意地拍了拍博尔曼结实的肩膀，
“让咱们的经济建设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同志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共同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好！”
窗外，一九二一年的阳光，正暖暖地照耀着柏林，也照耀着这片即将在土地所有制和部门协作上发生深刻革命的土地。
稍晚，农业人民委员会会议室
博尔曼从韦格纳办公室回来后，立刻召集了农业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和几位来自地方、经验丰富的农会干部。
博尔曼开门见山，传达了韦格纳主席的指示精神，尤其是关于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禁止买卖，以及大力推动基于土地国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核心决策。
话音刚落，一位来自巴伐利亚地区、头发花白的老农会干部就皱紧了眉头，敲着烟斗说：
“博尔曼同志，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快了？农民刚拿到地没多久，心里正热乎着，现在突然说地不是他的了，哪怕是名义上的，我担心……会出乱子啊。咱们当年打出的“面包与土地”口号，深入人心啊！”
“你的担心我明白。”
博尔曼沉稳地回应，
“但主席看得很远。地留在私人手里，今天可以是“面包”，明天就可能重新变成锁链！
我们见过太多富农兼并贫农田地的事了。主席说，这是为了杜绝新的剥削，是为了保障所有劳动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为了把农民手里的地抢走。”
一位年轻些、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委员接口道：
“我完全支持主席的决定！土地私有是万恶之源！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它。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由之路，早搞比晚搞强！”
“光有热情不够，同志。”
负责政策研究的副主任推了推眼镜，更加务实，
“关键是怎么搞？
“土地国有”这四个字怎么写进法律？
“集体使用”的权责怎么界定？
收获的粮食，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按劳分配，这个“劳”怎么计算？
是看出工天数，还是看干活的质量和强度？这些细则不搞清楚，下面执行起来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就会搞歪，好心办坏事。”
博尔曼点点头：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
法律条文的事情，我们会同司法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起草，必须清晰、严密，堵死任何漏洞。
当务之急，是拿出一个合作社建设的示范章程草案。”
博尔曼引导着讨论：
“首先，关于土地。
在章程里要明确，合作社使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拥有永久且排他的经营权。
国家保障这种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但同时，社员退出合作社时，不能带走土地，土地由集体重新安排。这一点，要在社员加入前就反复讲清楚。”
“其次，关于生产资料。社员的耕牛、农具，可以折价入社，价款分期偿还，或者作为股份参与少量分红，但主要分配方式必须是按劳分配。我们要引导，不能强迫。”
“第三，关于组织管理。
合作社必须设立社员大会，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生产计划、分配方案、重大开支，必须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
要防止合作社主任一个人说了算，变成新的“庄主”！”
“第四，关于与国家的衔接。
经济委员会的希法亭同志那边，我们会紧密对接。
合作社可以优先、以优惠价格获得国家提供的良种、化肥和农机服务。
同时，合作社的余粮，国家商业部门要保证按保护价收购，并且确保工业品，比如布匹、煤油、盐和新式农具，能稳定供应到合作社。这是我们吸引农民入社的最大优势！”
讨论越来越热烈，也越来越具体。有人提出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作物类型制定略有区别的合作社模式；有人强调要立刻开始大规模培训懂得合作社管理和会计的干部；还有人建议，先在每个省选两三个群众基础好、党组织得力的村子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避免一哄而上。
博尔曼认真听着，记录着，最后总结道：
“好，大家的意见都很宝贵。综合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坚持土地国有根本原则，以初级合作社为主要过渡形式，依靠民主管理和按劳分配调动积极性，通过国家工业支援和市场保障体现的优越性，采取典型引路、由点到面、稳步推进的策略。”
博尔曼环视众人，语气坚定：
“同志们，我们正在干的，是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农村面貌的伟大事业。
困难肯定很多，农民的思想工作要做透，具体章程要设计好，和经济部门的协作要畅通。
但这是方向，是未来！我们必须统一思想，迎难而上，把韦格纳主席的指示，踏踏实实地落到我们德意志的土地上！散会后，各小组按照刚才讨论的分工，立刻着手起草相关文件和试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