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我和赵强就在店里钉木板。
锤子砸钉子的声音在街面上回响，一声一声。赵强右手缠着纱布——昨晚守夜时划的，左手举着木板，我蹲在地上找角度。
“歪了。”赵强说。
“再往上抬一寸。”
“抬了。”
“好，别动。”
三颗铁钉进去，木板嵌在门框上。原先装玻璃的位置钉了三块木板，中间留条缝，能透光，也能看见外面的人影。推得开，闩得上，能做生意，就行。
“炜杰！”李老头的声音从街那头传来。他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捆粗铁丝，还有三个锈迹斑斑的铁皮货架。
“废品站翻出来的，”李老头把自行车支好，“货架腿有点锈，铁丝是正经八号的。”
我和赵强把货架卸下来。焊点有几个开了，我用铁丝缠紧，赵强拿钳子绞死。三个货架靠墙一摆，比原来的还稳当。
八点刚过，顾明远来了。他手里抱着一块玻璃，用旧棉被包着，四边钉着木条。透亮，没气泡，正经平板玻璃。
“我小舅子在玻璃厂，”顾明远把玻璃放下，掏出烟盒，“昨晚打电话，今早骑摩托车送来的。”
“顾叔，这多少钱——”
“先钉上。”顾明远摆摆手，“冬天到了，柜台里没玻璃，东西都上霜。”
四个人干活。没人说话，只有锤子敲钉子、铁丝绞紧、玻璃嵌入木槽的摩擦声。李老头蹲在门口抽旱烟，顾明远扶着玻璃找水平，我和赵强爬高上低地固定。十点半，最后一颗钉子敲进去。
木板门朝外开着，新玻璃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暖水壶、搪瓷缸、塑料脸盆、手电筒、电池——一样一样码整齐。
十一点，我把”营业中”的纸板挂出去。
第一个进来的是买酱油的老张。第二个是来换灯泡的刘大姐。第三个是个穿灰布棉袄的老太太，她不买什么东西，走了一圈，看了看木板门，看了看新玻璃，走到柜台前。
“小伙子，”她说，“挺住。”
我点点头。老太太转身走了。
中午，我关了店门，坐在柜台后面，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钢笔和一张信纸。
不是圆珠笔，是钢笔。黑色笔杆，银色笔尖，灌满蓝黑墨水。我爸的——他当车间主任那会儿厂里发的奖品。我拧开笔帽，在废纸上试了试，下水顺畅。
我在信纸上写：
“郑总：
店被砸的事，是孙海干的，他说是周明远指使。周明远还背着您做了别的事。他在江城私自收编商户，跟商户说"跟着周哥比跟着郑总踏实"。他去明远百货找过顾明远三次，想让顾明远给您传假消息。他手下还有两个人，专门在各家店收"保护费"，钱没交到省城，进了他们自己腰包。
我说这些，不是告状。是觉得您应该知道。
炜杰。”
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没有封口——封口显得像密信，敞着口，是光明正大的信息。
下午三点，我找到陈婉清。
她正在县政府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用的是那种黑色的拨号电话机，手指一个一个孔地拨号。我站在门口等她打完。
“陈姐。”我把信封递过去，“这封信……麻烦你转交郑总。”
陈婉清接过信，没看内容，先看我的脸。她的眼睛很静，像两口深井，看不出底下有什么。
“什么内容？”
“事实。”
她抽出信纸，站在传达室门口看完了。半页纸，她看了两遍。然后把信纸塞回去，手指在信封边缘捏了一下——很轻，但我看见了。
“行。”她说完，转身进了传达室，把信封放进她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
郑东海和周明远不是铁板一块。周明远背着郑东海做事，还打他的旗号，这就是裂缝。这封信，就是一粒种子。
第二天傍晚，陈婉清来了。
她站在柜台前面，深蓝色呢子大衣，头发盘得一丝不乱。店里没客人，赵强在后排理货。
“你胆子不小。”她说。
“我只是说了事实。”
“你知道周明远在郑总身边跟了多久？”她往前倾了半寸，声音压低，“七年。从郑总还在倒腾电子表那会儿就跟着。七年里，郑总三次被人堵在胡同里，两次是周明远替他挡的刀。”
我伸手从柜台下摸出一个搪瓷缸，给她倒了杯热水。搪瓷缸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红漆有点掉了。
“七年不代表他不做错事。”我说。
陈婉清没接搪瓷缸。她看着我，那两口深井还是静，但井底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她沉默了一会儿。店里只有暖水瓶的保温声和赵强搬货箱的摩擦声。
“信我交给了郑总。”她说，“他说……他会看。”
她转身要走，高跟鞋在水泥地上”咔”地一声停住。她没回头，背对着我说：“炜杰，郑总看完信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年轻人，比我想象的聪明。”
“他是夸我还是骂我？”
陈婉清第一次笑了。很浅的笑，嘴角往上走了大概两毫米，但确实是笑。
“在郑总嘴里，这是一句话。”她说完，走了。木板门在她身后”吱呀”一声关上。
晚上九点，我在店里盘点。
煤油灯摆在柜台上，灯芯拧到最小，一跳一跳的光把货架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在记账本上写今天的流水：二十六块五。
门响了。
苏晓棠走进来，手里攥着什么。她走到柜台前，把一叠东西放在玻璃台面上——八十块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白色橡皮筋捆着。
“不是说不急吗？”我放下笔。
“我急。”她说完，转身走了。门帘在她身后晃了两下，停住。
我把那八十块钱拿起来，钱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我把钱收进抽屉，继续盘点。
窗外，一辆浅灰色的吉普车停在老地方。街角，路灯照不到的位置，车头朝着这边。
我放下账本，走出去。
吉普车里没人。驾驶座的门没锁，车窗留了条缝。我走近，朝里看——方向盘上搭着一件藏青色外套，副驾座上扔着一本《企业管理》杂志。驾驶座的皮垫子上，放着一个白色信封，没封口。
我伸手进去，拿起信封。纸很厚，是铜版纸的质感。
里面只有一张纸条。从本子上裁下来的横格纸。上面只有两个字——
谢谢。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但我知道是谁写的。
我把纸条对折，揣进外套内袋。吉普车铁皮上的凉意透过手掌传过来，冬天的夜风从街那头吹过来，带着煤烟和远处工厂锅炉的硫磺味。
我走回店里，把木门闩上。
柜台下面，我把父亲的笔记本拿出来。黑色塑料皮的，封面角磨白了。我翻到”11月3日”那一页，下面有一行我爸的字：“赵铁柱借款三百元，利息一分五。”
我在下面加了一行，用那支钢笔写的，蓝黑墨水：
“11月10日。店被砸。重新开张。信给郑东海。他回了两个字——谢谢。”
我合上笔记本，吹灭煤油灯。店里黑了，只有街角吉普车的轮廓在窗外一动不动，像一个还没说完的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