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的里雅斯特
夏威夷的阳光很好，但保罗没有多待。他只休息了一天，换了几块旧电池——当地人从一艘报废的军舰上拆下来的，电量不足，但能用。他说，够了。能飞到旧金山就行。当地人送了他几个花环，他舍不得扔，挂在驾驶舱里，干了之后变成了褐色的草圈，风一吹就散了。
从火奴鲁鲁到旧金山，三千八百公里。他飞了一天一夜，中间没有停。太平洋在下面，灰色的，浪很大。他的飞机上下颠簸，方向盘在手里跳，像一匹不肯驯服的马。他咬着牙，握紧，不敢松手。天亮的时候，他看见了海岸线。不是模糊的线，是清晰的、实实在在的线。旧金山到了。金门大桥还没建好，只有两个桥墩露出水面，像两只伸向天空的手。
他降落在郊外的一片空地上。几个美国农民围过来，手里拿着草叉，眼神警惕。他举起双手，笑了。“我不是坏人。我是飞环球的人。”农民们听不懂意大利语，面面相觑。一个会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工人走过来，帮他翻译。农民们放下草叉，笑了，走过来拍他的肩膀。
他在旧金山住了一晚。旅馆很小，但很干净。他洗了个热水澡，把皮夹克挂在窗台上晾干。他写信给施密特：“施密特叔叔，我到旧金山了。美国很大，人很好。但咖啡不好喝。比东京的还差。我想雅各布了。他煮的咖啡，全世界最好喝。”
从旧金山到纽约，五千公里，他飞了三天，中间在芝加哥停了一次。芝加哥的风很大，吹得飞机摇摇晃晃。他在一片空地上降落，几个警察跑过来，用警棍指着他，喊着什么。他听不懂，但知道是让他走。他笑了笑，指了指飞机，指了指天上，用英语说：“Roundtheorld。”警察愣了一下，然后收起警棍，帮他推飞机。
他到纽约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冬天了，冷。自由女神像站在港口，手里举着火把，铜锈在阴天里闪着暗绿色的光。他飞过女神像，低低地掠过她的头顶。他看见她的脸，严肃的，眼睛望着远方，望着欧洲。他伸出手，想摸一摸，但够不到。他把手缩回来，继续飞。
他降落在纽约郊外的一片空地上——不是空地，是中央公园。工人们正在挖土，盖大楼。他差点撞上吊车，赶紧拉高，绕了一圈，降落在公园的边缘。几个工人跑过来，骂骂咧咧的，但看到那架飞机，愣住了，不骂了，掏出相机拍照。
他跳下飞机，坐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美国，”他对自己说，“又到了。”
他在纽约住了一晚。旅馆在百老汇，很贵，但他不在乎。他洗了澡，刮了胡子，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不是新衣服，是雅各布留下的那件灰色外套，袖子有点长，他卷了两道。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老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但眼睛还是亮的。
他写信给施密特：“施密特叔叔，我到纽约了。自由女神像还在，但老了，铜锈了。我也老了。但飞机不老。飞机还能飞。”
从纽约到的里雅斯特，六千公里。他飞过大西洋，飞了两天一夜，中间在亚速尔群岛停了一次。岛上的人还记得他，围过来问这问那。他笑了笑，一一回答。一个老渔民说，你还活着？他说，活着。老渔民说，活着就好。他说，对。活着就好。
当他看见的里雅斯特的海岸线时，太阳正在往下沉，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炮台在那里，那个他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地方。咖啡馆在那里，机库在那里。海鸥在那里，蹲在空荡荡的炮位上，缩着脖子。
他开始下降。飞机穿过云层，下面是空地。他看见了施密特——施密特站在空地上，仰着头，看着他。他看见了安娜——安娜从克罗地亚来了，站在施密特旁边，手里拿着一把铁锹。他看见了几个意大利士兵，还有几个当地的孩子。他们都在等他。
他降落了。轮子着地，滑了一段，停了。
他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到了。”他对自己说。
他解开安全带，从座位上跳下来，站在炮台的土地上。风还是那个味道，咸咸的，腥腥的。海鸥还是那些海鸥，蹲在炮管上，缩着脖子，嘴巴微微张开。
“保罗！”施密特跑过来，抱住他。“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飞了环球？”
“飞了。四万公里。一个月。”
施密特哭了。他胖胖的脸皱成一团，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流。他没有擦，让它流。
“施密特叔叔，您别哭了。”
“没哭。海风吹的。”
“您骗我。今天没有海风。”
施密特笑了。“好。我哭了。因为高兴。高兴你会来。”
保罗抱了抱他。他的肚子还是很大，但软了，不像以前那么结实了。
“施密特叔叔，您老了。”
“谁都会老。你老了。”
“对。我也老了。”
安娜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那把铁锹。她瘦了很多，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但眼睛还是亮的。她看着保罗，笑了。
“保罗，你看到我的土豆田了吗？从天上。”
“看到了。叶子黄了，该收了。”
“收了。施密特帮我收的。收了一百多公斤。”
“够吃吗？”
“够。吃到明年。”
保罗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全是老茧，但很暖。
“安娜姑姑，您跟我去炮台住吧。您一个人，不方便。”
“不去。这里是我的家。你也有家。你的家在炮台。”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炮台没有家了。人都走了。”
“人走了，家还在。你在这里，家就在。”
保罗看着她，笑了。“您说得对。我在这里，家就在。”
他走进咖啡馆。门开着，桌上摆着几瓶野菊花，黄的、白的、紫的。他煮了一壶咖啡，倒了两杯，一杯放在雅各布常坐的位置上，一杯自己端着。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着海。海还是那片海，蓝的，深的，无边无际。
“科恩先生，我回来了。”他对着空气说。
没有回答。但他觉得，雅各布在听。
他把那杯咖啡洒在地上。“您喝。我煮的。不苦。”
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咖啡馆，走进机库。他把飞机推进去，关上门，站在那架飞机前面。五十米翼展，八台发动机，二十个座位。蒙布上有些脏，飞了一个月，落了灰，但没破。他伸出手，摸了摸蒙布。凉凉的，滑滑的，像丝绸。
“飞机，”他说，“你累了。休息吧。明年再飞。”
飞机没有回答。但他觉得，它在听。
施密特在炮台住了几天。安娜一个人回了克罗地亚，走之前对保罗说：“明年春天，你来帮我种土豆。”保罗说：“好。我去。从天上去。”安娜笑了。“你从天上来，我在地上等你。”
圣诞节那天，施密特和保罗两个人过。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吃着面包，聊着过去。施密特说，你还记得马蒂奇吗？他说，记得。马蒂奇教我用假肢挖坑，用脚埋土。施密特说，你还记得莱奥吗？他说，记得。莱奥教我擦炮，等一个人。施密特说，你还记得雅各布吗？他说，记得。雅各布教我煮咖啡，不放弃。施密特说，你还记得伊洛娜吗？他说，记得。伊洛娜教我写文章，说真话。
“施密特叔叔，”保罗说，“他们都死了。我们还在。”
“我们也会死。”
“快了？”
“不知道。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但快了。”
保罗端起咖啡杯，对着空气。“敬他们。”
施密特也端起杯子。“敬他们。”
他们喝完了那杯咖啡，然后站起来，走出咖啡馆，走到山坡上。三块墓碑并排站着，面朝大海。他把那枚海鸥胸针从伊洛娜的墓碑上取下来，握在手心里，银边全黑了，蓝宝石的眼睛暗淡了，但还在。
“莱奥叔叔，科恩先生，伊洛娜姐姐，”他说，“我飞环球了。从的里雅斯特出发，往东飞，经过希腊、埃及、印度、中国、日本，飞过太平洋到美国，再飞过大西洋回来。四万公里。一个月。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在天上，看着我。我飞过去了，你们就在我心里。”
他把胸针放进口袋，扣好扣子。
“走吧，施密特叔叔。天黑了，该回去了。”
他们走下山坡，走回咖啡馆。保罗煮了一壶咖啡，两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喝着，看着海。海是黑色的，但海面上有月光，银白色的，像一条路。
一条通往远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