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老赵的声音像一根被拉紧的弦，说完那句话，他没有再开口，只有呼吸声在电流里起伏。我的指尖扣在手机边缘，指甲掐进塑料壳与屏幕的缝隙里，那块地方被按出一个发白的凹痕。
“写我的名字？”
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砂纸擦过木板。
老赵没有回答。他挂断了电话。
嘟—嘟—嘟—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的界面，绿色的通话时长数字定格在四十七秒。我没有回拨，而是把手机放进裤袋里，动作很慢，像是在确认自己的手不会发抖。
两秒前我还站在出租屋的黑暗中。现在光线从窗外漏进来，把衣柜的轮廓和墙角那堆空矿泉水瓶的影子拉成一道斜长的线。
我没有开灯。
我靠着墙壁滑坐下来，水泥地的凉意隔着牛仔裤的布料渗进皮肤，大腿后侧传来一阵细密而持续的凉意，像是被一块冰慢慢压住同一个位置。我把钥匙扣从口袋里掏出来，捏在手里，让它在指间翻转了好几圈。
金属表面被握出温度，那行刻字在手掌的温度下变得不那么锋利，边缘的毛刺贴住皮肤，像是一排极细的牙齿，在不合时宜的温度里保持着自己不融化的姿态。
钱国平想写的是我的名字？
空白占据了大约三个呼吸的长度。我重新打开手机，拨通了刚才的号码。
响了一声，被挂断。
再拨。
又被挂断。
第三次拨过去，提示已关机。像被风吹灭的烛火，只有一截灰色的烟在电话号码消失的端点处残留下来。
我把手机屏幕按灭，让它滑进裤袋里，和钥匙扣叠在一起，两块金属轻轻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我靠着墙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路灯从黄色变成惨白，像是有人把光线的滤镜换了一层。
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后面的灰，拉开出租屋的门，没有锁，直接下楼。
凌晨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一只瘦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用两只前爪扒拉着一个被踩扁的易拉罐，听到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扒拉。易拉罐在水泥地上滚了一圈，发出空旷而干涩的声响，像什么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
我走到路口，拦了一辆夜班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收音机里在放一个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低沉而缓慢，像在念一篇催眠的散文。
“去哪？”司机问。
“建设路，花园街那个方向。”我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有多问，踩下油门。车子驶过空荡荡的街道，路灯的光线一段一段地从车窗上滑过，在我的脸上切割出明暗交替的线条，一下亮，一下暗。
三十分钟后，车子停在了花园街入口的巷口。
我付了钱下车，站在巷口朝里看。那条街在凌晨的灯光下显得比白天窄了一半，两侧的店铺全部拉下了卷帘门，只有一家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灯，灯光从玻璃门里透出来，在门口的水泥地上投下一块淡黄色的梯形光斑。
乔羽的文具店在街道的中段。我从巷口走到店铺门口，花了大约四分钟。卷帘门拉到底，门把手的位置挂着一把U型锁，锁体上有一层薄薄的灰，说明最近几天没有人开过这扇门。
我蹲下来，借着手机手电筒的光，看了一眼锁芯。锁眼周围没有明显的撬痕，锁梁上没有新的划痕。我伸手摸了一下卷帘门底部的边缘，指尖触到一层冰凉的金属表面，然后是一片微微凸起的异物感。
我低下头，把手机的光对准那个位置。
卷帘门底部内侧，用透明胶带贴着一个扁平的黑色U盘。
我把U盘取下来，捏在指尖。透明胶带已经被风吹日晒得有些发脆，在撕下来的过程中断成了两截，有一截还粘在卷帘门底部，在路灯下反射着一点微弱的光。我把它扯掉，捏成团，放进口袋里。
U盘的金属外壳有些冰凉，在掌心停留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之后，温度才慢慢和我的体温趋同。
我没有立刻查看U盘的内容。而是站起来，后退两步，看了一眼整条街。
半夜两点十七分的街道，安静得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路灯把店铺招牌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墙面上，像是一排沉默的、不动的观众。便利店的灯光是这条街上唯一还亮着的光源，除此之外所有的窗户都黑着，像一双双闭上的眼睛。
我转身往回走，走出巷口，沿着花园街的方向走了大约两百米，看到一家还在营业的网吧，门口的灯箱上写着“通宵包夜15元”几个字，红色的字体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刺眼。
我走进去，开了一台角落的机位，把U盘插进主机的前置接口。
屏幕亮了一下，弹出一个文件夹。里面只有一个文件——一个视频文件，格式是AVI，文件名是一串数字，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我双击打开。
播放器加载了大约三秒，画面亮了起来。
是一个室内场景。光线很暗，像是拍摄者只开了一盏台灯。镜头对准的是一张书桌，桌面上摊着几份文件和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有几根烟头，全部燃到了滤嘴的位置。
画面里传出一个声音。沙哑，低沉，像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又像是说话的人刻意压低了声线：
“我叫乔羽。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说明我已经死了。”
我握着鼠标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指腹压在鼠标的塑料外壳上，能感觉到外壳边缘那条注塑线留下的棱角，硌着手心的肉。
画面停顿了一下，然后那个声音继续说：
“杀死我的人，不是林峰。也不是顾北辰。”
“是那个给你钥匙扣的人。”
“钱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