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疤在右手上停了三天。“死亡等死”四个字刻完之后，它像完成了什么任务，安静下来。不痒了，不疼了，不长了。边缘的皮肤从暗红色变成了浅红色，像伤口快要愈合。但它不会愈合。它在等，等我进塔。我知道。从第一次进塔那天起，从左手换到右手那天起，从老祭司说“你是第八任守塔人”那天起，我就知道。我只是不想面对。不想面对那片黑暗，不想面对那七十二具尸体，不想面对那张和我一样的脸。
第三天夜里，我梦到了老祭司。他站在洞口，手里拿着木杖，杖头那只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睛不浑浊了，淡灰色的瞳孔很清亮，像刚下过雨的河面。
“林深，你还在等什么？”
“不知道。”
“那道疤在等你。它写完了，等你进去。”
“进去之后呢？”
“你替它。它上来。你在底下等。”
“等多久？”
“不知道。也许八百年，也许更久。也许下一任很快就来了，也许永远不会来。”
他从洞口让开，露出那片黑暗。那片黑暗在梦里是有声音的，呼吸声，很慢，很轻，一下，一下，又一下。
“进去吧。该你了。”
我睁开眼。天还没亮。棚子外面是黑的，雨林是黑的，塔是黑的。星星在头顶，一颗一颗的，很亮，但照不亮地面。我坐起来，把睡袋卷好，防潮垫卷好，塞进背包。木杖靠在柱子上，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我。我拿起木杖，站起来，往洞口走。
路走熟了。哪棵树根凸起来，哪块石头会绊脚，哪个弯要侧身才能过，闭着眼都能走。但今天不一样。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别人走过的脚印上——沈鹤亭的脚印，1956年林深的脚印，徐鹤亭的脚印，还有那个1986年从台湾回来的沈家后人的脚印。他们都走过这条路，都看过这座塔，都站在这片黑暗前面。他们选了进去。我也该选了。不是被逼的，是自己选的。沈鹤亭是自己选的，1956年的林深是自己选的，徐鹤亭是自己选的。我也是。
走到洞口。天还没亮。星星还在头顶，但东边的天已经开始发白了。洞口是黑的，比夜色更黑。它的黑不一样，像能吸收光。我把手电打开，光柱钻进去，没有照亮洞口内部，只是让黑暗更黑了。洞壁上刻满了字，手电光照在上面，那些字像是活了过来——沈鹤亭的，1956年林深的，还有那些不知名的人的。他们来过，刻过，走了。
我把木杖插在洞口旁边的泥地里，杖头那只眼睛对着洞口。它替我看，替我守。老祭司把它留给我，不是因为我需要用木杖来探路，是因为他不想一个人站在这里。他要我陪他。陪他看塔，陪他等，陪他守住这只眼睛。
我爬进去。膝盖跪在碎石上，手撑在地上。碎石硌得疼，但我没有停下来。洞很短，只有不到两米，但我爬了很久。每爬一步，洞口的微光就远一点，塔内的黑暗就近一点。爬到中间的时候，我停下来，听了听。没有呼吸声，没有铁链声，什么都没有。只有我自己的心跳。它在等我，没有呼吸，没有动，连心跳都停了。它在等，等我进去。
站起来。塔内是黑的。手电的光柱扫过去，那些悬挂的尸体还在。七十二具，一具不少。铁链还是那些铁链，扣在石壁的铆钉上。铆钉生了锈，锈迹顺着石壁往下淌，像干涸的血。它们还是那个姿势——垂着头，穿着盔甲，灰白色的、没有五官的脸在光柱里忽隐忽现。但它们的头朝向不一样了。之前朝向塔中央的平台，现在朝向洞口。朝向我的方向。它们知道我要来。在等我。等了八百年，等到了。
那具“子时”的尸体吊在离洞口最近的位置。它的脸长全了。额头上的刻痕，一行一行的，二十道。每一道都是一个春分，一年等一次光。眉弓的高度、鼻梁的弧度、嘴唇的厚度，和我的脸一模一样。左眉弓比右眉弓低一点，鼻梁末端微微往左偏，上唇比下唇薄很多。这些不对称的地方，和我脸上那些同样不对称的地方一模一样。眼睛睁着，瞳孔是黑的，虹膜是深棕色的。眼白上布满了细密的血丝，和我熬夜之后的眼睛一样。它在看我。它的嘴角微微往上翘，在笑。它知道我要来。它等了八百年，等到了。
我走过去，站在它面前。它比我高半头，铁链从锁骨穿过，把它悬在半空。锁骨断了，铁链从断口穿过去，生了锈，锈迹和骨头长在了一起。它的左手垂在身侧，拇指上的那道疤在发着暗红色的光。我伸出手，摸了摸那道疤。凉的，硬的，像干涸的河床。“死亡等你”四个字刻在上面。和左手一样，和沈鹤亭当年刻的一样。它等了我八百年。我来了。
“该你了。”它的嘴动了。没有声音，但我看到了。嘴唇的形状，舌头的动作，喉咙的震动。它在说——该你了。
“我知道。”
我转过身，背对着它。铁链开始响了。不是一具，是很多具。七十二具尸体的铁链同时响了起来，扣在石壁的铆钉上，咯咯响，咯咯响，像骨头在摩擦。它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它们在等我。等我走到那个位置，等我转过身，等我把自己交给这座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