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贞观年间，王朝选官任能、拔擢人才的核心途径，正式确立为科举制度，这套打破门第桎梏、以才学取人的选官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关键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彻底摆脱了隋末战乱后的松散状态，奠定了唐代科举百年发展的根基，成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里程碑式的变革。
贞观一朝的科举体系，最初常设的固定考试科目，主要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六大类别，分科取士、各有侧重，覆盖了学识、律法、技艺、经义等多个维度，初步构建起多元的人才选拔框架。这六类科目之中，明法、明书、明算三科，属于针对性极强的专门化人才培养科目：明法科专攻本朝律法律令，选拔司法刑狱专才；明书科侧重文字训诂、书法篆隶，甄选文书典籍人才；明算科精通算术历法、钱粮计度，培养财政数理人才。这三类科目选拔出的学子，大多专精一技、各司其职，主要投身专业技术岗位，很难进入核心政界、跻身朝堂中枢，因此对于天下寒窗学子而言，真正能够实现阶层跨越、顺利入仕参政、跻身仕途的核心科目，仅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三类，这三科也成为天下士子寒窗苦读的核心方向。
在三科核心科目之中，秀才科设立之初，取士标准极为严苛，要求士子才学卓绝、见识超群，对才学品性的门槛设定极高，取士数量极少、及第难度极大，堪称科举诸科之首。也正因取人过峻、标准严苛，秀才科的选拔难以常态化推行，自贞观年间之后便逐渐停办、最终废止，不再开科取士。至此，贞观科举的核心入仕科目，仅剩进士与明经两科，而其中的进士科，凭借后续的制度调整与地位抬升，逐渐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毕生追逐的仕途首选，乃至成为唐代科举的核心符号。
唐初开国之际，进士科与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并无太大差异，两科均只考察策问一项，以时务策、经义策为核心，考核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对时政国事的见解，考试形式、难度梯度、选拔标准高度趋同，两科的地位与含金量也相差无几，并无明显高下之分。为了优化选官结构、抬升精英人才选拔的门槛，李世民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特意颁布诏令，对进士科考试内容进行重大改革，明确规定进士科在原有策问基础上，额外加试经史一部，将经义记诵、史学素养纳入考核范围。
这一项改革，直接拉开了进士科与明经科的核心差距：明经科侧重对儒家经典的记诵阐释，难度相对较低、侧重记忆；进士科兼顾策论时政、经史学识，既考记诵功底，更考思辨能力、文采见识与治国格局，考试难度大幅提升。也正因选拔门槛更高、人才筛选更精，进士科及第之后的仕途前景、朝堂认可度、社会地位也随之大幅抬升，逐渐超越明经科，成为科举诸科中最受推崇、最具含金量的科目。当时的大唐社会，乃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主流观念：“缙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即便官至公卿、位极人臣，若不是进士科出身，终其一生都会觉得仕途留有缺憾、算不上圆满，足见进士科在贞观之后的社会影响力与尊崇地位。
李世民执政时期的科举考试体系，还创立了一项影响唐代科举数百年、极具制度理性的特殊规则，对后世政府人才选拔、官员准入机制影响极为深远。贞观年间正式确立，进士科考试全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权责分明、层层筛选，彻底杜绝了一考定终身的疏漏：第一阶段由朝廷礼部全权主持考试，这是科举的核心初试，学子经层层考核考中之后，官方称谓为“中进士”，获得“进士出身”的身份。但至关重要的是，此时考中进士，仅仅是取得了入仕为官的候选资格，并不等同于直接授官、步入仕途。
考中进士的学子，还需进入第二阶段考核——由朝廷吏部主持的正式复试，这场复试也被称作铨选，以“书、貌、言、判”四项为核心考核标准：“书”考书法字迹、文书规范，“貌”考仪表仪态、举止气度，“言”考言辞谈吐、思辨应对，“判”考断事决疑、政务能力，全面考核士子的为官素养、实操能力。唯有铨选考核顺利通过，吏部才会正式授予官职，士子寒窗苦读、入仕参政的最终目标才算真正达成。这套“礼部试取才、吏部试授官”的双层考核体系，既保证了人才才学功底，又筛选了为官实操能力，极大提升了唐代官员队伍的整体素养。
从制度分类来看，唐代科举制整体可分为常科与制举两大类，前文所详述的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固定科目、定期开考的考试，均属于常科范畴，是科举体系的主体，按固定年份、固定科目常态化选拔常规人才。而与常科相辅相成的，便是制举，制举也被称作殿试，顾名思义，是在皇宫大殿之上，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特殊考试，是科举体系中最具权威性、最特殊的人才选拔形式。
制举的核心设立目的，并非选拔常规政务人才，而是专门搜罗、甄选身怀特殊才能、有济世奇才的拔尖人才，补充常科选拔的盲区。制举并无固定的开考时间、固定的考试内容，也不按常规年份定期举行，完全根据朝廷治理需求、皇帝的人才需求，临时颁布诏书开科取士，科目随需设定、考题随势而定，灵活度极高。作为科举制的特殊补充形式，制举的核心优势，在于突破了常科标准化考试的局限：常科考试侧重考核士子的才学功底、应试能力，难以全面体察士子的道德品性、格局胸襟；而制举由皇帝亲试、当面策问，既能考察才学应变，更能直观了解士子的德行操守、家国情怀、忠直品性，实现了“以才选人、以德识人”的双重目标。
经过唐太宗李世民对科举体系的全面健全、改革与完善，唐初的科举制度彻底摆脱了前朝的局限，形成了区别于以往所有选官制度的全新核心特征。最核心的变革，便是确立了任官以才、唯才是举的核心原则，打破门第、出身、家世的束缚，只要是学有所长、品行端正的士子，均可自由报考、公平应试，凭借自身才学争夺入仕机会，这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有着本质性的制度区别。
贞观科举彻底改正了魏晋以来，由州郡中正官垄断选士大权、门阀世族操控仕途的弊端，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阶层固化，极大扩大了寒门庶族地主、普通读书人参政议政的机会，让大量出身低微、胸怀才学的寒门子弟得以步入朝堂、施展抱负，既为朝廷注入了新鲜血液，更大幅拓宽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凝聚了天下士子之心，稳固了王朝统治根基。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开创性地将科举制度与全国学校教育深度统一，从根源上解决了中国古代沿袭数百年、始终未能调和的“养士”与“取士”相互脱节的核心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官学衰落、家学私学兴盛，教育体系与取士制度完全割裂，官学、私学教学内容各行其是，人才培养标准与朝廷选官标准无法统一，矛盾始终难以化解。
针对这一积弊，李世民下令统一儒家经典，命孔颖达等人编撰审定《五经正义》，正式颁行天下，定为全国官方统一教材，彻底统一了全国官学、私学的教育内容与学术标准。而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完全以官方统一的《五经正义》为依据，科举及第、入仕为官，成为天下官学生徒、私学学子共同的核心奋斗目标。自此，全国上下的官学、私学，均严格按照朝廷颁定的统一教材开展教学，人才培养的标准与朝廷选官的标准完全契合，实现了“教有所依、学有所向、选有所据”，既规范了全国教育体系，又为科举制源源不断输送标准化、高素质的人才，形成了教育与选官相辅相成、良性循环的格局，为贞观之治的人才储备、文化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