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渡是在三周后来的纽约。
这三个星期里，黄安娜给他打了十几通电话，他接了四通。每次接起来，那头的声音都带着同样的哭腔，说他不来这一趟一定会后悔的。
秦渡握着话筒，听着那些颠来倒去的话，只觉得厌烦。
他以为她在闹脾气，像从前许多次那样，以为这不过是异乡漂泊的人惯常会生出的那种依赖，他待她好了一些，她便误以为那是别的什么。
他本不想理会。
可是不知道怎的，从那天起，他便开始做梦。
梦里只有一条石板路，湿漉漉的，像是刚下过雨，路边有人挑着担子卖白兰花，空气里有一股甜丝丝的香气，甜得让人想哭。
他沿着那条路走了很久，走到尽头是一座桥，桥下是浑浊的江水，码头上泊着几艘小火轮，有人站在船头朝他挥手，穿一件藕荷色的衣裳，风把她的衣裳吹得鼓起来，像个帆。
他看不清那个人的脸。
每次都是这样。他拼命地想要看清，想要走近，可那条路怎么也走不到头，那座桥怎么也跨不过去。他醒过来的时候，枕巾是湿的，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过，闷得喘不上气。
这种梦，他做过很多年。
后来渐渐少了，少到他以为自己已经好了，已经忘了，已经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可这个梦又回来了，在他接到黄安娜的电话之后，毫无征兆地，像一场旧病复发。
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什么事不对。
所以今天，他终于还是来了。他跟自己说，只是来看一看她，顺便把话说清楚，仅此而已。
病房在三楼，他推开门的时候，屋里没有人。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轻微的凹陷。窗台上放着一只胖胖的陶瓷杯子，杯身上印着一行英文字，已经磨得看不太清了。窗帘是白色的，被风掀起来一角，露出一小块灰蒙蒙的天。
他站在门口，没有动。
他说不上来为什么，这间屋子的气息让他觉得熟悉。像是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个他几乎快要完全遗忘了的时刻里，曾经在这同样的气息里生活过，呼吸过，爱过，痛过。
那种熟悉浓烈得近乎实质，浓烈到让他的鼻腔发酸，眼眶发热，有什么东西从胸腔的最深处翻涌上来，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他背光而立，站了许久。
阳光从他的身后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床尾的栏杆上。
他就那样站着，像一株被栽错了地方的树，孤零零的，不合时宜的，在这间陌生的病房里，承受着一种说不出缘由的悲伤。
这时，身后的房门被推开了。
他被惊动，下意识地以为来的是黄安娜。他想好了要说的话，甚至已经在心里把那些话重新过了一遍——“安娜，你听我说，我对你没有那种意思，我只是……”
他维持着侧身的姿势，侧对着门口，等着那个身影走进来。
可是门开了。
他没有听到黄安娜叽叽喳喳的声音，没有听到她惯常会说的那些话。他听到的是另一个声音，很轻，很柔，带着笑，是那种他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过的、软糯的、带着江南水汽的口音。
“……阿沅你看，这盆花我养活了，我以为它活不成了呢……”
他的身体僵住了。
像是一头在雪地里走了太久的困兽，忽然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不敢相信，不敢回头，怕一回头，什么都消失了。
他维持着侧身的姿势，一寸一寸地转过头去。
阳光正从窗外涌进来，在他的视线里形成一道明亮的光幕。
在那道光幕里，有一个人影，正缓缓地走进来。她穿着浅色的毛呢大衣，那颜色淡得像是被水洗过无数遍的天空，衬得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没有一丝血色。
可她的嘴唇却红，红得不像话，像是有人在那一张素白的脸上刻意画下了唯一的一笔颜色。
她一边走，一边侧着头跟身旁的阿沅说话，嘴角微微弯着，带着笑意。
他看着她，半晌说不出话来。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幻境。
一个他梦了二十年的幻境，一个他以为早已破碎了、消亡了、再也不可能重现的幻境。
二十年啊，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上海的家里。
临别时他答应她，回来一定给她带先锋百货的黑巧克力。那天也下着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谁在天上撒一把一把的针，无声地扎进记忆里。
她穿着那条藕荷色的旗袍，立在长廊上，朝他缓缓挥手。
他当时以为，这不过是无数个寻常雨天里的某一次告别。如今他闭上眼，还能看见那个模糊又清晰的影子，只是那盒黑巧克力，他再也没能带回来。
那是他们最后一面。
他宁愿相信她好好地活着，哪怕他再也见不到她。只要她活着，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一个人记得那个十六浦码头的下午，记得那个从苏州来的少女，记得还没有来得及过完的日子。
可是此刻，她就站在他面前。
不是照片，不是梦，不是他对着江水的倒影臆想出来的幻象。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会笑会说话的沈青瓷。
她的眼角有了细纹，可她就是她，那种好看是没有年纪的，是刻在骨头里的，是被岁月反复淬炼过后仍然不曾熄灭的光。
“青瓷。”
他轻轻唤她。
短短两个字，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这两个字在他心里藏了二十年，像一颗种子，被埋在很深很深的土里，没有光，没有水，可它一直没有死。
它在黑暗里蜷缩着，等待着，煎熬着，等了二十年，终于等到了破土而出的这一天。
这两个字出口的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像是自己的。
那声音很轻，很涩，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像是隔了一生那么远。
沈青瓷呆立在原地。
她没有动，甚至没有眨眼。她就那样直直地看着秦渡，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强光刺中了眼睛。
她的嘴唇开始发抖，先是微微地颤，然后越来越厉害，那一点红像是落在白纸上的朱砂，因为颤抖而晕开了，洇成了一片深深浅浅的红。
她的脑子里有一瞬间是完全空白的。
是一种毁灭性的、彻底的空白，像是她的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被连根拔起，掀翻，颠倒了。
她觉得自己的心被一只手猛地攥住了，攥得那么紧，紧到她的胸口发疼，肺里的空气被一点一点地挤出来，她想要呼吸，可怎么也吸不进一口气。
她听见了什么？她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叫她的名字。那个声音很轻，可她听得清清楚楚，每一个音节都像是有人拿刀刻在她骨头上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用这样的声音唤她。
只有一个人。
她的眼泪先于她的意识涌了出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眼底炸开了，滚烫的液体不受控制地往外淌，她甚至来不及感觉到悲伤，它们就已经模糊了她的视线。
苍天啊。
他还活着，她也还活着。
这个念头像一记惊雷，在她空白的脑海里猛地炸开。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她以为他死在了那一年，死在了不知道哪一条路上，死在了她找不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她想过无数种可能，每一种都通向同一个结局——他死了，而她还活着，活在一个没有他的世界里。
无数个夜晚，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想他的时候她不敢唤他的名字，连在心里都不敢。
她怕只要一叫，那一点微弱的、自欺欺人的念想就会碎掉，碎得干干净净。
她想他站在廊下抽烟的样子，他替她撑伞时微微倾斜的手臂，他在月光下叫她名字时嘴角的那一点弧度。她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地拼起来，拼成一个完整的人，然后在心里对他说很多很多话，说那些她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说她恨他，说她想他。
“阿渡。”
她终于叫出了这两个字。
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像是从很深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在离十六浦码头万里之遥的纽约，在这间充满来苏水味道的病房里。
这两个字出口的瞬间，她觉得自己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又有什么东西飞了出来。是蝴蝶，无数只蝴蝶，白色的、黄色的、翅膀上带着黑色斑点的蝴蝶，它们从她的心口破壁而出，扑簌簌地扇着翅膀，填满了她的整个胸腔，又顺着她的喉咙飞出来，在她的眼前盘旋着，飞舞着，像是在庆祝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重逢。
她只是看着他。他就站在那里任她看着。
隔着一间病房的距离，几步路而已，他们走了二十年。
他朝她走过来了。
皮鞋踩在橡木地板上，笃，笃，笃，一声一声，像心跳。
他走近了，近到可以看清她眼角的细纹，近到可以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皂角的清香。二十年了，她没有换过。
他也还是当年的那个阿渡，是那个在十六浦码头把她带回家的黑道少爷。那年她刚满十六岁。
她挣脱了一切，向他奔去。
扑进他怀里，像小时候受了委屈扑进母亲怀里那样，不管不顾的。
大衣没有脱，手包掉在地上，叩的一声脆响。她的额头撞在他的锁骨上，撞得生疼，可她不管。她伸出手，死死地攥住他大衣的前襟，像是怕一松手，他就会像二十年前那样，从她的世界里消失得干干净净。
秦渡稳稳地接住了她。他的手臂收拢来，环住她的肩，环住她的背，环住她瘦得几乎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她瘦了太多，太轻了，轻得让他心里头发紧。他感觉到她的脸埋在他胸口，她的眼泪洇湿了他的衬衫，那些滚烫的液体隔着布料烫在他的皮肤上，像一颗一颗烧红的钉子钉进来。
他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的时候，眼前是她鬓边那些细细的、不肯服帖的碎发，是她耳后那一小块白皙的、薄得几乎透光的皮肤，是她搁在他胸口的那只手，手指已经不直了，关节微微凸起，指甲修得齐齐的，干干净净的。没有涂蔻丹。他记得，她从来没有涂过蔻丹。
她从他怀里抬起头来。泪水淌满了整张面容，睫毛、鼻尖、唇角和下颌无一不被浸透，像是刚刚从水里打捞起来的一轮月亮。可嘴角却还弯着。
那一笑的时候，脸颊一侧的梨涡还在。十六岁第一次对他笑的时候，那个梨涡就是这样深，这样甜。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看了很久。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她忽然伸出手，指尖触上他的鬓角。那里有几根白发，有岁月，有二十年没有她的日日夜夜。她的指尖很凉，像一片冬夜里落下来的雪花。他握住她那只手，握得很紧，像是怕它再飞走。
“阿渡。”她又一次唤他，低低的，软软的，像含在舌尖化不开的糖——唤了多少遍都不够，仿佛要把这个名字念进骨血里，念到下一世还能记得。
他活着。就这样站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眼睛红红的，鼻翼轻轻翕动着，嘴唇抿成一条线，浑身都在微微地、不可遏制地发着抖。
阿沅站在门口，哭得几乎站不住，一只手撑着门框，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
东河的水在窗外无声地流着，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镀成一座沉默的、不再分开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