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可它落在吴江的水面上，便成了一层薄薄的、怎么也揉不碎、吹不散、扯不断的纱。那纱笼住了河上的石桥，笼住了巷里的白墙，笼住了那间缩在墙角根儿里、比灶披间大不了多少的“宜秋小院”。院是小的，小到只够转身；院是破的，破到墙缝里爬出了青苔，连青苔都是蔫的，像是被这一场接一场的雨泡得失了魂。雨丝从屋檐上挂下来，滴滴答答地砸在檐下的石阶上，把那石阶砸出了一排深深浅浅的坑，像极了她的命。
她叫汪玉轸，字宜秋，号小院主人。
她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最苦命的女诗人，却也是乾嘉诗坛上最不容被忽视的一缕幽魂。她生于吴江的商贾之家，父亲早亡，家道中落，嫁给了一个嗜赌如命的浪荡子，生了五个孩子，穷到锅都揭不开。她的丈夫陈昌言把家里的房子、杂物、连最后一根能烧的木头都卖了，扔下她和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躲债一去不返。她一个人，靠着刺绣、缝纫、卖文，像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驴，转了又转，转了又转，从清晨转到深夜，从黑发转到白头。
可她偏偏活成了一首诗。
同治《苏州府志》说她“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同时代的才子郭麐在《樗园销夏录》里评价她：“宜秋夫人，才媛中第一可怜人也。”她的诗，不是用墨写的，是用针线缝的，是用灶膛里的柴灰画的，是用深夜哄完孩子入睡后的那一小截剩下来的残烛，一点一点地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烟火气，带着针脚的密，带着被子的寒，带着灶膛里那一点将灭未灭的光。
她写过一首《病中》：
“触目感愁多，遣愁强作歌。歌声和泪出，泪尽奈愁何。”
“触目感愁多”——她睁开眼睛，看见什么都是愁。米缸是空的，灶台是冷的，孩子的衣裳是破的，丈夫是不在的。“遣愁强作歌”——她不想哭，她强撑着唱歌，唱给自己听，唱给孩子听。“歌声和泪出”——那歌声，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眼泪里出来的。“泪尽奈愁何”——她把眼泪都哭干了，可愁还在，愁比她的命长，愁比这场江南的雨，还长。
她不是不想快乐，是快乐不起来。她的快乐，早就在那些无人问津的诗句里，一点一点地耗尽了。可她还在写，写到指关节肿了，写到腰直不起来了，写到那盏灯再也点不亮了。
她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乾嘉底层女性生存史。她不在随园十三女弟子的长卷里，没有人在画布上勾勒过她的眉目。她是袁枚的女弟子，可她不是那些锦衣玉食、在湖楼上赏花品茗的闺秀，她是一个在针线筐里翻出诗稿的穷女人。
可她偏偏是那个时代最不应该被遗忘的声音。
一、江左烟霞
她出生的时候，吴江下着雨。
那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乾嘉盛世最繁华的岁月，西湖的画舫来来往往，孤山的梅花开了又谢，姑苏的街巷脂粉流香。可在吴江那间小小的庭院里，没有人记得那一天下了多大的雨。她父亲汪蓉亭是个商人，不是什么大富商，只在镇上开了一间不大不小的铺子，卖些南北杂货，日子过得殷实却不奢华。
汪蓉亭这个人，有几分文人的酸气。他虽然是个商人，可他骨子里好文墨，尤其喜欢和读书人打交道。他的书房里藏着几箱子书，经史子集都有，没事的时候他就翻翻。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生出一个读书的儿子。他有五个儿子，个个资质平平，教了半天也记不住几句诗。眼看着汪家的书香，怕是要断在他这一代了。
汪蓉亭不甘心，他把希望寄托在小女儿身上。
玉轸五岁那年，父亲常让她坐在自己膝头，指着墙上的字帖教她识字。她学得极快，三遍就能记住，五遍就不会忘。汪蓉亭惊喜万分，逢人便说：“我家玉轸，将来是要做才女的。她才五岁，已经能背十几首唐诗了。”
可那安闲的日子，太短了。
她十岁那年，汪蓉亭一病不起，几天工夫就咽了气。他死得仓促，连句像样的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他死后，汪家顿时失了顶梁柱，家道中落，殷实变成了拮据，拮据变成了窘迫。汪玉轸被迫辍学，放下书本，拿起针线，帮人做刺绣缝纫赚钱贴补家用。
十岁的孩子，手还小，拿不稳针，可她硬是学着拿。她绣花，绣鸟，绣鱼，绣山水，把一幅幅绣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她卖的绣品比别家的便宜，比别家的精致，渐渐地有了几个老主顾。她靠着这几个主顾的照顾，勉强撑住了汪家的门面。
可她心里不甘。她不甘心放下书本，不甘心把那些刚刚学会的诗句忘掉。她白天做针线，晚上偷偷地读书。家里已经没有余钱买书了，汪蓉亭留下的藏书，除了“四书”之外，只有李渔的《笠翁十种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把这两本书翻来覆去地读，读到纸都皱了，读到书角都卷了，读到一个字都不会背错。
二、嫁衣如血
她十九岁那年，嫁了人。
嫁的是同乡的陈昌言。陈昌言家贫，可他生得白净，能说会道，在镇上有几分风流名声。媒人上门说亲时，把他说得天花乱坠，说他是个读书人，说他将来必中科举，说他不会让玉轸吃苦。
汪玉轸不愿意，可她母亲愿意。母亲说：“你不小了，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陈家虽然穷，可陈昌言人聪明，说不定哪天就飞黄腾达了。”
她嫁了。嫁过去之后，才发现一切都不是媒人说的那样。陈昌言不但家贫，而且好吃懒做，有赌博的恶习。他白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晚上就钻进镇上的赌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输出去。
起初，玉轸带来的嫁妆还能供他挥霍一阵子。陪嫁的银器、首饰、绸缎，一样一样地被陈昌言拿去当了，换成了赌桌上的筹码。不久，嫁妆斥卖净尽，家中陷入赤贫。
两人生了五个孩子之后，日子更是苦得没法形容。每天萦绕在玉轸耳边的，除了孩子的哭闹，就是丈夫的斥责谩骂。陈昌言输了钱，回来就打人，打完了还骂她是“扫把星”，骂她“克夫”，骂她“嫁过来就没带来过好运气”。
她没有还嘴。她知道还嘴没有用，打不过，骂不赢。她只能低下头，继续做针线，用那微薄的收入为家里买薪买米。她绣一幅枕套，换几个铜板；绣一幅帐帘，换几升米。她的手在针线下磨得全是老茧，指关节肿得像核桃，可她不敢停。一停，孩子就要挨饿。
可她的丈夫陈昌言，还嫌弃她赚得少。
陈昌言动辄弃家远走，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一走就是五年。他最后一次出门，索性把家里的房子和杂物全部卖掉，携款逃到外地躲债，一去不复返。
汪玉轸母子六人，无家可归，只能暂住在表弟朱春生家。那一天，她站在陈家那间被搬空的屋子里，看着四壁空空，连灶台都被陈昌言撬走了。她抱着最小的孩子，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她咬着牙，没有哭。她不敢哭。她怕一哭，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她写的诗里，没有骂过丈夫一句。不是不恨，是不值得写。
可她写过一首《扫墓》，写的是清明祭扫祖坟时的感触：
“略慰九原思子意，一盂麦饭一炉香。”
“略慰九原思子意”——她略略安慰九泉之下父亲思念孩子的心意。“一盂麦饭一炉香”——只有一碗粗麦饭，一炉香火。
这短短两句，写得何其酸楚。她父亲死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如今她自己当了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跪在父亲的坟前。她能献上的，只有一碗粗麦饭，一炉香。可她连自己孩子都快要养不活了。
她在诗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惊人的克制。她不哭，不骂，不怨。她只是把那些苦，一点一点地磨碎，撒在字里行间，像盐溶进水里，看不见，可喝一口就知道——那是咸的，是苦的，是疼的。
三、针线筐里的诗稿
汪玉轸寄居在表弟朱春生家的日子里，是她一生中最黯淡的时光，却也是她生命中最后一点光的起点。
朱春生这个人，心地善良，也喜欢写诗作文。他在镇上和几个文友组了一个“竹溪诗社”，平日里互相唱和，日子过得清雅闲适。他常常记挂着表姐家的生计，时不时带些米面油盐去看望她。汪玉轸总是推辞，可朱春生坚持要帮。他说：“表姐，你一个女子，带着五个孩子，太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
一天，朱春生在汪玉轸的针线筐里，无意中发现了几页诗稿。他好奇地拿起来，读了几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那几页诗稿，写在一张张废纸上，有的是旧账本的反面，有的是糊窗户的毛边纸裁剩的边角料，有的是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半截纸。纸上的字迹娟秀工整，一笔一划都带着认真的痕迹。可那些诗的内容，却让朱春生读了心头发紧：
“坐愁换过烛三条，才向妆台卸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明朝记得是花朝。”
“坐愁换过烛三条”——她一个人坐在灯前，愁得换了一根又一根蜡烛。“才向妆台卸翠翘”——她终于起身，对着妆台卸下头上的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她只担心睡得太迟，明天早上起不来。“明朝记得是花朝”——明天记得是花朝节，要早起，要给孩子们换上新衣裳，要让日子看起来还像那么一回事。
这是她难得的、没有被愁完全淹没的一首。可读到最后，你分明能感觉到那愁，不是不在，而是被她压在了句子底下。她怕它冒出来，所以用“明朝记得是花朝”把它压住。可她压得住一天，压不住一辈子。
朱春生读完了，抬起头，看着汪玉轸。她坐在角落里，手里还拿着针线，低着头，脸红了，像是被人撞破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朱春生说：“表姐，这是你写的？”
汪玉轸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表弟，你别笑我。之前到你家，看到书架上有一册元人诗选，翻了几页很喜欢，就偷偷带回来了。晚上等孩子们都睡着了，我在灯下看。看了几个月，好像渐渐明白如何写诗了，就写了几首。可我知道自己水平不高，没给别人看过。”
朱春生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汪玉轸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表姐，你的诗写得比我好。你不要再藏着了。”
他从那天起，把自己收藏的名人诗集借给她，鼓励她继续写诗。他说：“表姐，你这一辈子的苦，没有地方说。诗就是你说的地方。”
汪玉轸从那以后，写得更勤了。她白天做针线，晚上等孩子睡了，在灯下写诗。她的灯，是那种最便宜的油灯，灯芯细细的，光暗暗的，风吹过来，忽明忽暗。她就在那忽明忽暗的光里，一笔一划地写。写完了，折好，塞进枕头底下。
她写的诗，慢慢传开了。先是朱春生读，然后是竹溪诗社的成员读，然后是镇上的人读，然后是苏州府志的编纂者也读到了。他们都说，汪玉轸的诗，“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
四、水村题壁
汪玉轸真正在文坛崭露头角，是因为一幅画，和一首写在画上的诗。
那一年，竹溪诗社的成员郭麐画了一幅《水村图》，邀请文友们一同赏画题诗。汪玉轸也在邀请之列。她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雅集，心里有些紧张，可她不想辜负朱春生的好意。
她走到画前，仔细端详。画上的水村，是她最熟悉的江南水乡——几间茅屋，一条小河，几株垂柳，几只泊在岸边的渔船。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提起笔，在画的空白处写下：
“深闺未识水村名，展卷偏教眼乍明。万叠烟云环舍绕，一溪鸥鹭伴人清。鸥乡鹭渚原堪恋，蟹舍渔庄总系情。如此江湖归未得，几回披对欲身轻。”
“深闺未识水村名”——她深居闺中，从不知道水村的名字。“展卷偏教眼乍明”——展开画卷，她的眼睛忽然亮了。“万叠烟云环舍绕”——万叠烟云绕着屋舍。“一溪鸥鹭伴人清”——一溪鸥鹭伴着人，清清冷冷。“鸥乡鹭渚原堪恋”——鸥乡鹭渚，原本就值得留恋。“蟹舍渔庄总系情”——蟹舍渔庄，总系着她的情。“如此江湖归未得”——这样的江湖，她回不去。“几回披对欲身轻”——她几回披着画对着它，身体仿佛轻了。
这首诗写的是画，可写的是她的梦。她梦里的江湖，不是铁马冰河的江湖，不是龙椅玉玺的江湖，而是一溪鸥鹭、蟹舍渔庄的江湖，是她永远也回不去的、没有丈夫打骂、没有孩子哭闹、没有针线缝不完的江湖。
郭麐读了她这首诗，大为惊叹。他把这首诗抄录下来，寄给了随园老人袁枚，并在信中写道：“此女诗才，迥异庸流，为时叹服。其诗清丽绵邈，有古人之风。”
袁枚收到信，读了汪玉轸的诗，也惊叹不已。他在《随园诗话》中写道：“汪宜秋，吴江人，家赤贫，夫外出五年，撑持家务，抚养五儿，俱以针黹自给，而有才如此。”
可袁枚没有把她的诗收录进《随园诗话》。不是不想，是不能。她的诗太苦了，苦到袁枚不忍心把它放进他那本谈诗论词、风花雪月的书里。他怕那些只读惯了“明月几时有”的读者，读不懂汪玉轸的“歌声和泪出”。他怕他们读了会皱眉，会说“这女人的诗，怎么写得这么苦”。他宁愿不收录，也不能让人糟蹋了她的苦。
那首《水村图》诗，是她平生最得意之作。可这幅画的命运，和它的作者一样多舛。画后来不知所踪，诗也散佚在时间的尘埃里。只留下了几句残句，像几片枯叶，被风吹进了旧纸堆里，再也没有人翻到。
五、病中吟
汪玉轸的身体，是在三十岁之后垮掉的。
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上几次生育的损耗，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贫血和肺病。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走几步路就喘，干一会儿活就晕。可她不能停下来。停了，孩子吃什么？针线活断了，买米的钱从哪里来？
她在病中写下的诗，是她一生中最沉痛的篇章。
她在《风光好》中写道：
“夜寒生。梦魂惊。半烬兰膏暗壁灯。床头饥鼠行。数长更。起离情。倚枕填词句未成。推敲直到明。”
“夜寒生”——夜里的寒气，一丝一丝地冒出来。“梦魂惊”——她从梦中惊醒，不知是被什么惊醒的。“半烬兰膏暗壁灯”——灯油烧了半截，灯芯暗了，壁上的影子也在暗。“床头饥鼠行”——床头有饥饿的老鼠在跑。“数长更”——她数着更长，一夜一夜地数。“起离情”——她起来，心里全是离情。“倚枕填词句未成”——她靠在枕上填词，可句子怎么也凑不完整。“推敲直到明”——她推敲着，一直到天明。
这首词写得太苦了。“床头饥鼠行”——老鼠都饿了，在家里跑来跑去，可她比老鼠还饿。老鼠还能找到一点剩饭，她连剩饭都没有。“推敲直到明”——她不是一个闲适的诗人，可以坐在书斋里优雅地推敲字句。她是靠在枕上，在病中，在饥饿中，在没有灯油的夜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那不是享受，那是煎熬。可她不肯停下来。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在《海棠春》中写道：
“无端一夜东风骤。便吹得、杏花消瘦。待等小桃红，是晚春时候。惜花心事花知否。看镜里、双眉长皱。花信一番番，只芳年难又。”
“无端一夜东风骤”——无缘无故地，一夜东风忽然猛烈起来。“便吹得、杏花消瘦”——把杏花吹得消瘦了。“待等小桃红，是晚春时候”——等到小桃红开花，已经是晚春时候了。“惜花心事花知否”——她惜花的心事，花知不知道？“看镜里、双眉长皱”——她看镜子里，自己的双眉皱得长长的。“花信一番番”——花信风，一番一番地吹。“只芳年难又”——可她的芳年，再也回不来了。
这首词写得隐晦，可你读懂了。她惜的不是花，是她自己。花谢了明年还会开，可她老了，再也回不去了。花信风一年年地吹，吹过二十四番花信风，吹过了她的青春，吹过了她的健康，吹过了她的希望。她站在镜前，看着那个双眉长皱的自己，想问花一句——你知不知道我的心事？
花不知道。花只知道自己开了，谢了。可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知道得太多了。
六、随园一拜
嘉庆元年（1796年），袁枚已经八十岁了。
那一年，他应邀来到吴江。朱春生带着汪玉轸的诗稿，去拜见这位名满天下的随园老人。袁枚读了她的诗，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动容的话：“宜秋家赤贫，夫外出五年，撑持家务，抚养五儿，俱以针黹自给，而有才如此。”
他说完这句话，当着众人的面，正式收汪玉轸为女弟子。袁枚收女弟子，不是新鲜事。他收了上百个女弟子，席佩兰、金逸、孙云凤、归懋仪——每一个都是当时最杰出的才女。可她们大多是闺秀，有锦衣玉食的生活，有诗书传家的门第，有懂她们的丈夫和家庭。汪玉轸不一样。她什么都没有。她只有一双手，一针一线地缝；只有一颗心，一笔一划地写。
袁枚收她，不是因为她的才华比席佩兰高，是因为她的坚韧比谁都深。
那天，汪玉轸跪在袁枚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老师。”她抬起头，眼眶红了，可她忍着，没有哭。
袁枚扶起她，说：“不必多礼。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你要好好写诗，不要辜负了你的才华。”
汪玉轸点点头，说：“学生记住了。”
她没有辜负。她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还在写，还在写那没有人读的诗，还在写那读了也没有人懂的诗。
她后来在《奉怀随园夫子》中写道：
“绛帷高揭坐春风，桃李门墙满眼中。自笑年来诗境进，一灯红处见虚空。”
“绛帷高揭坐春风”——她想象着袁枚坐在绛帷中，像春风一样吹拂着弟子们。“桃李门墙满眼中”——桃李满门，都在他的眼中。“自笑年来诗境进”——她自嘲这些年来诗境有所进步。“一灯红处见虚空”——可在一盏红灯的映照下，她看见的，只有虚空。
“一灯红处见虚空”——这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空的一句。她的灯，照亮了她几十年的苦；可那灯下，什么都没有。没有丈夫，没有温暖，没有希望，只有虚空。虚空里有她的诗，她的诗是她唯一的行李，唯一的慰藉，唯一的证明。
袁枚读到这首诗时，已是垂暮之年。他提笔在她的诗稿边批了几个字：“此女，诗中圣也。”可他没有把这句话公之于众。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汪玉轸听到了，会难过。他怕她知道，自己已经被推到了“诗中圣”的高度，可她还在为一个铜板的针线钱发愁。那太残忍了。不如不说。
七、金逸之殁
汪玉轸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是金逸。
金逸，字纤纤，号瘦红女史。她是袁枚最年轻、最美丽、也最薄命的女弟子。她生于苏州，嫁于常熟，贫病交加，二十五岁便香消玉殒。
她们两个人，境遇相似，都是贫寒中的才女，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蛾子。她们互相通信，互相唱和，互相寄诗，互相在对方的诗里寻找那一丝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暖意。
金逸比她小几岁，却先她而去。
金逸死的那年，汪玉轸还在吴江的破屋里，做着针线活。她听到消息，手中的针“啪”地掉在地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滚下来。她顾不得擦，就那么流着泪，写了一副挽联。那副挽联，是中国女诗人史上最动人心魄的挽联：
“入梦想从君，鹤背恐嫌凡骨重；遗真添画我，飞仙可要侍儿扶。”
“入梦想从君”——她在梦里也想追随金逸。“鹤背恐嫌凡骨重”——可她怕自己凡骨太重，仙鹤背不动。“遗真添画我”——她在金逸的遗像上，添画上自己的模样。“飞仙可要侍儿扶”——金逸已经成了瑶池的飞仙，可她还需要侍儿扶持吗？
这副挽联写得诡异，写得决绝，写得让人后背发凉。她把自己也画进了金逸的遗像里，不是比喻，是真的想跟金逸一起去死。她不怕死，她怕的是金逸一个人在那边，没有人陪。她怕金逸在那边也孤独，也冷，也在灯下写到天亮。
金逸活着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题汪宜秋内史诗稿》，其中有一句：
“一卷新诗手自裁，吟成字字是珠胎。怜渠费尽平生力，只为心头血换来。”
“怜渠费尽平生力”——她怜惜汪玉轸费尽了平生之力。“只为心头血换来”——那些诗，不是墨水写的，是心头血写的。金逸懂她。金逸是唯一懂她的人。金逸死了，她的心也跟着死了。
她在金逸的遗像前哭了三天三夜。哭完了，擦干眼泪，继续做针线。她不能死。她还有孩子。她的孩子需要她，就像金逸曾经需要她一样。
八、宜秋小院
汪玉轸的晚年，是在宜秋小院度过的。
宜秋小院，是她在吴江的最后一处住所。说是“小院”，其实就是一间低矮的平房，缩在巷子的最深处，墙角长满了青苔，屋顶上的瓦片碎了几块，下雨天要拿盆接水。可她给这小院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宜秋小院”。她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是冷的，和她的人一样冷；秋天是干净的，和她的人一样干净；秋天是瘦的，和她的人一样瘦。
她在宜秋小院里，住了很多年。每天清晨起来，做针线，缝补衣裳，换几个铜板。然后做饭，喂孩子，哄孩子睡觉。然后坐在窗前，点起那盏灯，写诗。她写了一辈子，写了厚厚的一叠。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刊刻，要流传，要名扬天下。她只是写，写给自己看，写给金逸看，写给袁枚看，写给那些在黑暗中和她一样挣扎的、不知道名字的人看。
她写过一首《春夜》，被收录在《随园女弟子诗选》中：
“坐愁换过烛三条，才向妆台卸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明朝记得是花朝。”
“坐愁换过烛三条”——她一个人坐在灯前，愁得换了一根又一根蜡烛。“才向妆台卸翠翘”——她终于起身，对着妆台卸下头上的翠翘。“只恐眠迟难早起”——她只担心睡得太迟，明天早上起不来。“明朝记得是花朝”——明天记得是花朝节，要早起，要给孩子们换上新衣裳，要让日子看起来还像那么一回事。
这是她晚年少有的、带着一丝温暖的诗。不是因为她不苦了，是因为她已经学会了把苦藏起来，藏得深深的，连自己都快找不到了。她要用那一点点的暖，让自己撑过又一个冬天，撑过又一个春天，撑过又一个花朝节。
可她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她的肺病越来越重，咳起来没完没了，咳到脸都紫了，咳到血都出来了。她的眼睛也花了，看不清针眼，做不了针线了。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有的嫁了人，有的出去谋生了。她一个人，住在那间宜秋小院里，守着那盏灯，守着那卷诗稿。
嘉庆十四年（1809年），汪玉轸在宜秋小院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她死的那天，吴江下着雨。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那天的雨，下得很轻，很柔，像一层薄纱，罩住了吴江，罩住了宜秋小院，罩住了窗前那株还没开花的梅花。
她的诗稿，被表弟朱春生辑刻成《宜秋小院诗钞》。他在序言中写道：“汪宜秋女士，才媛也。家贫运厄，而诗才颖异，超群拔俗。其诗发自内心，感情真挚，沉重感人，为清乾嘉时期吴江诗坛吹来了阵阵清丽典雅的诗风。清大家袁枚特让侄女袁淑芳为此书题诗，以彰其才。”
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诗真的传世了。虽然不多，可那些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用一生的雨泡出来的，用一生的泪洗出来的，用一生的血养出来的。
九、花落无声
很多年后，有人在吴江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宜秋小院的旧址。
院已经塌了，只剩下一堆瓦砾。瓦砾上长满了荒草，草比人还高。只有那株梅花还在，老干虬枝，盘根错节，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每到冬天，梅花开放，金黄色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四溢，飘满了整条小巷。
那是汪玉轸亲手种的梅。她死后，梅花每年都开。开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早，谢得比别处的梅花都晚。它的花特别香，香得像她诗里写的那句——“一灯红处见虚空”。那灯，灭了。可那虚空，还在。那虚空中，有她的诗，有她的针线，有她的苦，有她的梦。那虚空，是她的江山，是她一个人的、没人能抢走的江山。
俞陛云在《清代闺秀诗话》中，评价汪玉轸：“汪宜秋诗，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其《病中》诸作，沉痛苍凉，虽古之伤心人不能过也。”
“字字血泪，读之令人断肠”——是的，她的诗，每一个字都是血和泪。那是一个女人对命运的控诉，一个母亲对生活的呐喊，一个诗人在黑暗中发出的微弱的光。
她在《病中》写过这样一句：
“歌声和泪出，泪尽奈愁何。”
她的歌声和着泪一起出来，可她的泪流尽了，愁还在。愁比她的命长，比这场江南的雨，还长。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汪玉轸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她没有等到丈夫回来，没有等到儿子长大，没有等到自己的诗被人记住。她等来的，只有一场雨，一场下了两百年的雨，落在吴江的石桥上，落在宜秋小院的瓦砾堆里，落在窗前那株梅花的枝头上，落在她的诗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
她像一朵开在石缝里的梅花，没有沃土，没有甘泉，只有一点点从石缝里渗出来的水，和一点点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她靠着那一点点水和光，开了五十二年，开得那么用力，那么认真，那么美。风来了，她弯腰；雨来了，她低头；风雨过后，她又挺直了腰杆，开出花来。那花不大，不艳，不张扬，可它开了，在江南的烟雨中，幽幽地、淡淡地、倔强地开着。
她在《宜秋小院诗钞》中写过这样一句：
“歌声和泪出，泪尽奈愁何。”
她问出了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愁比泪长，雨比命长，她的诗，比愁长，比雨长，比这场下了两千年的江南烟雨，还要长。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四十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