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医院走廊里的嘈杂便重新开始。古民几乎一夜未眠，只在凌晨时分靠在椅子上打了个盹。他先去看了父亲，父亲因为伤痛和不安，睡得也不踏实，脸色依旧苍白。母亲在旁边的空床上和衣躺着，眼圈发黑。老陈的儿子依旧守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像一尊凝固的雕像，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古民用冷水洗了把脸，强迫自己清醒。他看了眼手机，凌晨时分发给建筑公司李经理的询问医疗费安排的信息，没有回复。早上七点，他直接拨通了李经理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声音带着睡意和不耐烦：“谁啊？这么早。”
“李经理，我是古民，昨晚医院那位伤员家属。想请问一下，公司关于垫付医疗费的紧急安排，有结果了吗？另外，王德发王老板联系上了吗？我们需要和他沟通具体情况。”古民语气平静，但透着急切。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李经理的声音清醒了些，但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疏离：“古先生啊，这么早。公司这边正在走流程，领导还在研究。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故，涉及多方，程序比较复杂。王老板……我们也在联系，他手机关机了，可能也在忙着处理事故后续吧。你们家属先安心治疗，费用问题，等责任认定清楚了，该谁的责任谁承担，公司不会不管的。”
又是这套说辞。“研究”、“走流程”、“关机”，每个词都在拖延，都在试图将眼前的燃眉之急——巨额且持续的医疗费——推到模糊的“后续”去。古民听出了对方的推诿，知道不能再指望他们主动作为。
“李经理，流程要走，但人不能等。陈大友还在手术，后续ICU费用每天都是上万。我父亲也需要治疗。如果公司暂时不能直接垫付，能否先出具一个书面的垫付承诺函，或者由公司派人来医院，设立一个共管账户，确保治疗不中断？另外，王老板的具体住址、身份证号、车辆信息，您这边有备案吗？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古民追问。
“承诺函？这个……我没这个权限。共管账户更复杂。王老板的信息，我们这边只有他公司的登记信息，是个劳务分包合同，具体他个人的……我得查查。这样，你先别急，我这边一有进展马上通知你。”李经理说完，不等古民反应，便以“马上要开会”为由匆匆挂断了电话。
古民放下手机，眼神沉了下来。建筑公司的态度很明确：拖。把问题拖到事故调查阶段性结论出来，拖到家属精疲力竭，拖到最危急的时刻过去，然后在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时机，谈一个对他们有利的赔偿方案。至于重伤员的医疗费，他们大概指望家属自己先垫上，或者寄希望于王德发。而王德发……关机了。
他转身走向老陈儿子。“陈哥，有消息吗？”
老陈儿子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摇了摇头，声音沙哑：“还没出来……护士出来过两次，只说还在抢救，出血止住了，但情况不稳定。”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抓住古民的胳膊，急切地问：“古民，你问那个王老板了吗？他……他电话打通没？这医药费……医院早上又来催缴费了，我、我卡里就几千块钱……”
古民心里一紧。他拍了拍老陈儿子的手背：“别急，我正在想办法。你知道王老板的其他联系方式吗？比如他家里电话，或者他老婆、孩子的电话？或者他平时开什么车，车牌号记得吗？常去哪里？”
老陈儿子努力回忆，痛苦地摇头：“家里电话……不知道。他老婆好像在外地，孩子上学……平时开一辆黑色的……大众还是丰田，车牌号记不清，好像是本地的。他有时会去一个地方打牌，在……在城西老家具厂附近的一个茶馆。其他就不知道了。”
信息太模糊。古民回到父亲床边，低声询问父亲是否知道更多关于王德发的信息。父亲忍着痛，断断续续说：“他好像是邻县的人，具体哪个村不清楚……他有个小舅子也在工地上开升降机，不知道还在不在……电话，我就存了他一个手机号，就是你昨天打不通的那个。”
小舅子？这或许是个线索。古民问清那个小舅子的名字（叫刘三）和大概长相，决定去工地碰碰运气。他让母亲照顾好父亲，保持手机畅通，又嘱咐老陈儿子，医生有任何消息立刻打电话。
上午八点多，古民离开医院，打车前往出事的新耀城三期工地。工地大门已经被封锁，拉着警戒线，有保安值守，禁止无关人员进入。门口停着几辆公务车，还有安监、住建的执法车辆。古民表明伤员家属身份，想进去找个人了解情况，被保安坚决拦住，说事故现场正在调查，任何人不得进入。
他隔着大门向里望去，出事的六号楼已经被围挡起来，隐约可见扭曲变形的脚手架钢管散落一地。几个戴着安全帽、穿着制服的人正在现场勘查、拍照。工地其他区域似乎已经停工，显得异常安静。
古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看到有工人模样的三三两两从里面出来，似乎是被问完话或者暂时遣散的。他上前打听是否认识刘三，或者知道王德发老板在哪。工人们大多摇头，眼神躲闪，匆匆离开。只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在古民递了根烟后，低声说：“刘三？开升降机那个？昨天出事后就走了，没见着。王老板……昨天下午还露过面，后来就找不到人了。听说安监的找他，公司也找他，电话打不通。唉，这事儿闹大了，怕是……”工人没说完，摇摇头，快步走了。
王德发果然不见了。古民的心沉到谷底。他尝试拨打王德发那个已经关机的手机号，依旧是无法接通。他又尝试用这个手机号搜索微信，发现用户存在，但设置了不可通过手机号添加。线索似乎断了。
他想起昨晚律师同学蒋文斌的建议，必须尽快收集证据。他打开手机录音功能，重新走向那个年纪大的工人，递上第二根烟，客气地问：“老师傅，打扰一下，我是昨天受伤的木工古建国的儿子。我想了解一下昨天出事时的情况，您当时在附近吗？或者听说过什么？”
老师傅犹豫了一下，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我当时在隔壁楼，听到"轰"一声，跑出来看，那边架子塌了一片，灰尘满天。后来听说砸了五六个人。那架子……早就有人说不太牢靠，有些扣件是旧的，拧不紧。安全员说了几次，包工头为了赶工期，没让全换，就换了几处显眼的。昨天风也有点大……唉，都是命。”说完，他摆摆手，示意古民别再问了，匆匆离开。
古民将这段录音保存，并记下了老师傅的模糊特征（年龄、口音、提及的安全隐患）。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至少是一个旁证。
他再次联系了在住建局的表叔，这次直接说明了王德发失联的情况，询问住建部门在处理此类事故时，对失联包工头有无追踪或施压手段。表叔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小民啊，这种事情不少见。包工头一看出大事，赔不起，撒腿就跑。住建这边主要是督促总包单位（宏远建筑）处理。我们可以对宏远公司进行处罚、甚至暂停其投标资格，但具体找包工头这个人……我们没这个权限，得公安介入。但公安立案需要条件，比如他涉及刑事犯罪（比如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你们报案说他诈骗工资跑路。现在事故原因还在调查，责任没完全定性，公安那边估计也立不了案。你们家属现在最要紧的，一是治病救人，二是盯紧宏远公司，他们是总包，跑不了。王德发那边……只能指望宏远公司去找，或者你们自己想办法找线索。”
表叔的话印证了古民的判断：在官方层面，短期内很难通过行政力量找到王德发。压力又回到了宏远公司身上，而宏远公司显然在踢皮球。
时间接近上午十点，古民决定先去找律师蒋文斌。在去律所的路上，他接到医院母亲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小民，医院又在催缴费了，说你爸的押金用完了，再不交就要停药了。老陈那边更严重，手术做完了，但还没脱离危险，在ICU，一天费用就要一万多，医院说已经欠费了，让赶紧补，不然有些药和检查就用不了……这可怎么办啊！”
“妈，你别慌，我马上处理。你把收费处的电话给我，我跟他们说。”古民强迫自己冷静。他先联系了父亲所在病区的护士站，表明家属身份，请求宽限几个小时，承诺今天内一定补缴费用。护士态度还算客气，但表示规定如此，最多宽限到下午三点。他又辗转联系到ICU，情况更严峻，欠费已影响部分非紧急但必要的监护和用药。
古民知道，不能再等了。他让母亲先把父亲银行卡里剩余的钱取出来，有多少交多少，稳住父亲这边的治疗。然后，他拨通了宏远公司李经理的电话，这次他的语气不再克制，而是带着冰冷的强硬：“李经理，我是古民。我父亲和工友陈大友的医疗费，医院已经多次催缴，濒临停药。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宏远公司作为总承包单位，负有先行垫付的法定义务。如果因为贵司拖延支付医疗费，导致伤员治疗中断或产生严重后果，贵司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如果今天中午12点之前，贵司没有派人到医院缴费窗口结清当前欠费并提供后续费用保障，我将立即向市住建局、应急管理局、劳动监察大队实名举报，并联系媒体曝光。同时，我们会正式启动法律程序，申请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李经理的声音有些恼火：“古先生，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公司吗？事情要按程序来……”
“程序是救人的程序，不是拖延的程序。”古民打断他，“现在是上午10点15分。12点前，我要看到缴费凭证。否则，后果自负。”说完，他挂断了电话。他必须表现得比对方更强硬，才能撕开一道口子。
到达蒋文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已是上午十点半。蒋文斌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古民，面前已经泡好了两杯茶。听完古民对最新情况（王德发失联、建筑公司拖延、医院催费）的快速叙述，蒋文斌眉头紧锁。
“情况比我预想的还糟。包工头跑路，这是最麻烦的一种。建筑公司想让他当替罪羊，把赔偿责任都推给他，但法律上，总包单位难辞其咎。”蒋文斌快速分析，“你刚才对建筑公司的最后通牒是对的，必须施加压力。但光施压不够，我们必须做最坏打算，立即启动法律程序。”
他拿出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和几份文件：“这是授权委托书，你和你父亲签了，我就可以正式介入。另外，这是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清单，你尽快收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锁定王德发的财产。只要他有财产，哪怕人跑了，我们也能通过诉讼和执行拿回钱。”
“怎么锁定？我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古民问。
“找人难，找财产线索相对容易些。”蒋文斌说，“他做包工头这么多年，不可能完全没有资产。关键是要找到线索。你父亲和其他工友，有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开什么车？车牌号？有没有听说他在哪里有工程款没结？或者，他有没有用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注册过公司、店铺？哪怕是个小卖部也行。另外，他手下应该还有其他工头或者亲信，找到他们，或许能问出点什么。”
古民立即打电话给父亲，开着免提，让父亲尽可能回忆。父亲忍着痛，又提供了几条零碎信息：王德发好像提过在“锦绣花园”小区租了房子，但不确定是几期；车子可能是黑色帕萨特，车牌尾数好像是“57”或者“75”；他好像还和一个朋友合伙在城北开了个小型建材店，具体名字和位置不清楚。
蒋文斌一边记录一边说：“有小区名字和车型车牌号，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渠道查询，但需要时间，而且可能涉及隐私，需要申请调查令，这又得立案之后。建材店是个线索，但范围太大。当务之急，是先立案，拿到法院的受理通知书，然后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只要有明确的被告（王德发和宏远公司）和初步证据，证明他们有赔付义务且可能转移财产，法院有可能同意保全。一旦保全成功，查封他的银行账户、房产或车辆，他就跑不了了，至少钱跑不了。”
“立案需要什么材料？”
“起诉状，证据材料复印件，你的身份证明，授权手续。证据包括能证明劳动关系的（工牌、记工单、工资条、录音录像）、证明事故发生的（事故报告、医疗记录、证人证言）、证明损失和费用的（医疗费单据、诊断证明）。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被告信息，王德发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身份证号是关键。”
“身份证号……”古民皱眉，父亲和工友都不知道。
“宏远公司那里一定有，他们签劳务分包合同，必须要有包工头的身份证复印件。”蒋文斌肯定地说，“你刚才给建筑公司下了最后通牒，等会儿看他们反应。如果他们继续拖延，我们可以直接去公司，以律师身份要求他们提供与王德发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以及王德发的身份信息，用于法律诉讼。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或者向劳动监察、住建部门举报他们违法分包、用工不规范，迫使他们提供。这是我们的合法权利。”
正说着，古民的手机响了，是医院收费处的一个陌生号码。他接起来，对方自称是收费处工作人员，说刚刚有一位自称宏远建筑公司的人，来为古建国和陈大友预存了五万元医疗费，并留下了公司的联系方式，表示后续会根据治疗情况再跟进。
古民稍稍松了口气。高压施压起了作用，至少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五万元，对于重伤在ICU的陈大友而言，可能只是几天的费用。这更像是建筑公司的缓兵之计。
他挂断电话，对蒋文斌说：“宏远公司交了五万，但只是预存，没说后续。王德发依然没消息。”
蒋文斌点点头：“他们这是在做姿态，怕你把事情闹大。但这点钱远远不够。我们按计划行动。你马上回去，整理手头所有证据，特别是能证明你父亲和王德发雇佣关系的东西，哪怕是一张记工单、一段提到工钱的微信语音。同时，继续向建筑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提供王德发的详细身份信息。我现在就起草起诉状和财产保全申请，一旦拿到王德发的身份证号，马上就可以去法院立案。”
离开律所，古民感到思路清晰了一些，但压力丝毫没有减轻。王德发的“失踪”，让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阴影。建筑公司可以用“找不到分包方”为由继续拖延。而时间，对躺在ICU里的陈大友来说，是生命，也是不断累积的、足以压垮一个家庭的债务。
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在建筑公司彻底撇清关系、在王德发可能转移财产之前，找到他，或者至少锁定他的财产。这不仅是为了赔偿，更是为了最基本的公正。父亲劫后余生的庆幸，此刻被沉重的负疚感和对失踪包工头的愤怒所取代。他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不仅仅是在医院和建筑公司之间，更可能延伸到寻找一个刻意隐藏起来的人，以及他那或许并不丰厚的“血汗钱”所积累的财产。这场斗争，注定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