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装重新开始。这次，两台吊车以更慢但更平稳的速度，将炮塔缓缓提升到预定高度，然后水平移动，对准基座。
“下降！慢，慢，好！”
炮塔稳稳落在基座上，固定螺栓插入预留孔，严丝合缝。
“安装完成！”老赵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整个船坞。
欢呼声响起。工人们互相拥抱，击掌，有些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陈峰也松了口气，这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
刘永福走到他身边，轻声说：“大统领，今天这两件事，暴露了我们设备老化、工人疲劳的问题。连续三班倒三个月了，大家体力都到了极限。”
“我知道。”陈峰看着那些疲惫但兴奋的工人，“从明天起，调整排班。强制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每天保证八小时睡眠。伙食标准再提高，每天保证有肉有蛋。”
“那工期……”
“工期可以适当延长，但质量绝不能打折。”陈峰斩钉截铁，“告诉所有人：我们不是在为德国人造船，不是在为钱造船。我们是在为兰芳的明天造船。船造好了，要能开出去，要能打仗，要能保护三十万同胞。”
他顿了顿：“所以，宁可慢一点，也要好一点。”
刘永福深深点头：“明白了。”
夕阳西下，船坞里的灯一盏盏亮起。
“复兴号”的轮廓在灯光中逐渐清晰，那流线型的舰体，那高耸的舰桥，那巨大的炮塔……它已经不再是一堆钢铁，开始有了战舰的灵魂。
陈峰站在船坞边，看了很久。
还有三个月。
三个月后，这头钢铁巨兽就要下水了。
到那时，世界会看到什么？
兰芳又会走向何方？
他不知道答案。
但他知道，无论前路如何，这些人——这些满手油污、满脸汗水、满心梦想的华人匠人——会和他一起，走下去。
走到南洋，走回家乡。
走到华人也能挺直腰杆的那一天。
距离迪拜港十五公里处，铁路工地。
黄沙漫天，烈日当空。上千名工人正在铺设铁轨，号子声、锤击声、蒸汽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沙漠中回荡。
周年站在临时搭建的指挥台上，手里拿着施工图，对身边的几个工段长下达指令：
“一号段，今天必须完成五百米枕木铺设。二号段，钢轨对接进度慢了，调两个组过去支援。三号段，砂石供应跟不上，通知运输队再派十辆卡车。”
“周部长，水！工人们水不够喝了！”一个年轻的技术员跑过来报告，“今天气温四十二度，已经有三个人中暑送医了。”
“通知后勤，立刻送水车过来。每人每天保证八升饮水，加盐。”周年快速下令，“另外，调整作业时间：早上五点开工，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休息，晚上干到八点。避开最热的时段。”
“可是工期……”
“工期重要，人命更重要。”周年严肃地说，“告诉所有工段长：谁为了赶工期让工人中暑，我就撤谁的职。”
技术员匆匆跑开去传令。
周年擦了擦汗，走下指挥台，沿着刚铺好的路基往前走。脚下的碎石还很烫，空气中弥漫着沥青和钢铁的味道。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最难的项目——在沙漠中修建一条六十公里长的铁路，连接港口、工业区和内陆矿区。
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足够的设备，甚至连合格的技术工人都缺。
但他们必须做。
因为陈峰说：“铁路是工业的血脉。没有铁路，矿石运不出来，产品运不出去，兰芳就只能是个孤岛。”
“周部长！”
又有人喊他。周年回头，看到材料科长老吴一脸焦急地跑过来。
“不好了！从巴士拉运来的那批水泥，在海运途中受潮，百分之三十结块不能用了！”
周年心里一沉。水泥是铁路建设的关键材料，特别是桥梁和涵洞。
“库存还有多少？”
“只够用三天。下一批要从印度运，至少十天才能到。”
十天。这意味着铁路铺设要停工一周。
周年快速思考着：“通知技术组，修改桥梁设计方案，用石砌代替部分混凝土结构。我们沿线有采石场，石头可以就地取材。”
“石砌？那强度够吗？”
“够。我父亲当年修滇越铁路，很多桥都是石砌的，一百年都不倒。”周年顿了顿，“当然，关键部位还是要用混凝土。把库存水泥集中使用，优先保障三个关键桥梁。”
“明白了，我立刻去办。”
老吴刚走，又有人来了。这次是安全科长。
“周部长，二号隧道掘进遇到流沙层，塌方风险很大。按常规做法，需要打钢板桩支护，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钢板。”
周年接过报告看了看：“用木支护。从苏门答腊采购的硬木还有多少库存？”
“五百立方，够用吗？”
“先调三百立方过去，我马上联系王部长，让他紧急再采购一千立方。”周年在地图上标注着，“另外，掘进速度放慢，每天不超过两米。安全第一。”
“是。”
处理完一个个问题，周年已经口干舌燥。他回到指挥所的帐篷里，拿起水壶灌了几大口，然后摊开施工总图。
图纸上，红色的线条代表已经完成的铁路，蓝色的代表正在施工的，黑色的代表还未开工的。
现在，红色只有不到十公里。
还有五十公里要征服。
还有三座桥梁要架设。
还有两条隧道要打通。
还有无数的技术难题要解决。
周年揉了揉太阳穴。他今年四十五岁，在南洋和中国修过十几条铁路，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压力这么大。
不仅仅是因为工期紧，条件差。
更因为，这条铁路承载着三十万人的希望。
“周部长，吃饭了。”
助手端着饭盒进来，简单的米饭、青菜和几片咸鱼。
周年扒了几口，突然问：“小张，你说咱们这么拼命，值得吗？”
助手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值得。我爹说，当年在婆罗洲，荷兰人的火车从我们家门口过，却不让我们华人坐。现在我修的铁路，将来咱们华人想坐就坐，想去哪就去哪。”
周年笑了，拍拍助手的肩膀：“说得好。去忙吧，我吃完就去工地。”
饭后，周年没有休息，戴上草帽又出了帐篷。
工地上，工人们正在午休。有些人躲在临时搭起的凉棚下打盹，有些人聚在一起聊天，还有些人在写信——写给还在南洋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