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布局已经完成。
在陈律师的周密策划，加上77提供的“恰到好处”的信息辅助——比如某个关键时间点的监控盲区，某个经办人退休前的心理弱点——他们拿到了当年辅警李某在保护措施下的秘密录像证言。他承认自己受到上级压力，模糊了现场细节。
王守义手机里被删除的部分信息碎片也被恢复，指向与赵天宇助理的间接联络。
陆言已向警方“说明”王守义死亡情况，目前仍暂按“意外”处理，但检方已存疑。他被采取监视居住，得以出庭。
沈知微则以“具有法医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为由，经法庭允许，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
质证一开始就陷入风暴。
原公诉人，现在是被告方律师，气势汹汹。他坚决否认证据合法性，质疑辅警证言系被胁迫，攻击恢复数据的技术可靠性。
场面一度僵持。
关键时刻，沈知微被传唤。
她走上证人席，姿态沉静，目光清澈。旁听席所有视线聚焦在她身上。
对方律师立刻起身，咄咄逼人：
“沈教授，即便你有多重身份，但你并非声纹或音频分析领域的权威。你如何仅凭“听”就断定录音有问题？这未免太过主观儿戏！”
沈知微面向审判席，声音平稳清晰：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我的判断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基础声谱分析技术，这在我的法医病理学研究范围内；二是心理学行为一致性原则。”
她示意技术人员：“请允许法庭播放录音片段A，陆建国说“我没错”的瞬间。”
录音播放。陆建国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背景嘈杂，但那句“我没错”咬字很重。
沈知微继续：
“根据声谱显示，该句发音时，声带震颤频率峰值处于极端恐惧的区间。同时，结合我对我丈夫的了解，以及案发前后他的通讯记录、同事证言，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是震惊、委屈和担忧，而非愤怒或挑衅。”
她举起手中的笔录复印件。
“然而，对应此处的审讯笔录写道：“陆建国态度嚣张，大声叫嚷“我没错”，并试图攻击记录人员。””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生理反应的客观恐惧，与文字记录的主观“嚣张”，存在根本性矛盾。这不符合人类在应激状态下的基本情感表达规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笔录内容被人为篡改，以匹配那段被精心剪辑或伪造的录音。”
法庭一片低声哗然。
法官皱眉，手指无意识地在法槌底座上敲了敲。
系统77（微声提示，直接在她耳蜗内响起）：【监测到审判长在听取你关于“矛盾”的陈述时，右手食指无意识快速敲击法槌底座，频率由每分钟15次增至22次。这表明他内心产生强烈震动，对原有证据产生深度怀疑。建议立即追加攻击，强化矛盾。】
沈知微心领神会。
她提高声音：
“此外，关于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我们调取了当年所有涉及现场描述的询问笔录。”
她示意助手展示三份文件。
“仅以辅警李某为例——第一次，他说“陆队好像推了嫌疑人肩膀一下”；第二次，变成“陆队用拳头打了嫌疑人胸口”；第三次，在法庭上，他陈述为“陆队用警棍殴打嫌疑人头部”。”
她看向陪审团。
“三次描述，伤害程度和方式不断升级、具体化。这符合心理学上的“虚假记忆叠加效应”——当证人被反复引导、暗示，或处于巨大压力下时，会不自觉地将外界灌输的信息整合进自己的记忆，甚至“创造”出细节。这严重削弱了其证言的证明力。”
对方律师脸色铁青，几次想打断，都被审判长抬手制止。
陈律师适时站起：
“审判长，我方申请传唤一位新的证人。他并非案件直接相关人员，但他的证言可能揭示本案证据链被人为污染的源头。”
获得准许。
一位穿着朴素、面露紧张的老人在法警陪同下走入法庭。他是当年派出所的勤杂工——77通过大数据筛选和背景安全评估找到的可靠人选。
老人走到证人席，手有些抖。他握住话筒，声音发颤但清晰：
“我、我那晚在走廊拖地，听见……听见张副所长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声音挺大，说什么“……那份录音，想办法剪一下，要听起来像动手了……不然不好交代……”。我、我当时没敢吱声，这几年心里老不踏实……”
“轰——”
法庭彻底炸开锅！
媒体镜头疯狂闪烁，旁听席骚动。被告席上，当年经办此案的张副所长面如死灰，身体肉眼可见地僵住。
对方律师气急败坏，起身喊道：
“审判长！一个清洁工的臆测之词，毫无证据效力！这分明是诬蔑！”
沈知微平静而有力地回应：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由法庭综合判断，而非预先由身份决定。这位老先生在案发时身处现场环境，其听到的内容与本案关键争议点直接相关，法庭理应予以审查。”
审判长重重敲下法槌：
“肃静！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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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间隙。
沈知微走出法庭，在走廊尽头深吸一口气。阳光透过高窗刺进来，有些晃眼。
她知道，最坚固的黑幕，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
陆言走过来，站在她身边。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
“妈，我第一次觉得……法律，好像真的有力量。”
他眼中闪动着泪光，那是看到希望和感受到真正“公正”逼近时的震撼。
沈知微转头看他，轻轻拍了拍他的肩。
“它本来就有力量。”她说，“只是有时候，需要有人去擦亮它。”
陆言用力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