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振南的请求，刘镇庭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现在砂拉越才刚开始发展，又临近九月，自然不会在这个节点惹起事端。
而且与荷兰殖民当局开战，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的。
不仅会引来英、美等殖民国的警惕，还可能让日本提前注意到南洋的异动。
更重要的是，他尚未摸清陈振南等人的真实目的。
是真的愿意归附自己，还是想借他的力量重建兰芳共和国？
还有，这会不会是荷兰人设下的试探，想借此挑起事端，进而干涉北婆罗洲的事务？
所以，他在没摸清楚事实之前，当然不会贸然答应下来。
刘镇庭再次将他扶起，语气温和的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怎么称呼？”
陈振南站起身后，急切的说道：“陛下，我叫陈振南。”
刘镇庭微微颔首，沉吟道：“哦？陈振南？振南....振兴南洋？倒是好名字啊...”
而后，语气平和的对他说：“陈先生，诸位，你们的遭遇，我能理解....”
陈振南等人闻言，眼中顿时燃起希望的光芒。
但是，刘镇庭话锋一转，又说道：“只是，如今汉王室初定，百业待兴，一切都得从长计议....”
他的话让陈振南等人脸上的喜色瞬间褪去，眼中流露出失望的眼神。
不过，接下来刘镇庭的安排，让他们又重拾希望。
刘镇庭特意叮嘱张弘毅（南汉王国内政部副部长），为这些人提供专门的食宿。
并且，还让罗骥（南汉王国保卫局副局长兼特别行动处处长）教授他们学习现代武器操作。
最主要的是，让罗骥查清这些人的目的。
如果他们是真心效忠，那就教授他们敌后作战的技能。
未来可以送他们返回南婆罗洲，联络各地的华裔势力，在南婆罗洲进行敌后活动。
有南汉的暗自支持，这些遗民就能破坏荷兰人的矿场、铁路、橡胶园，消耗他们的兵力。
等待合适的时机，就可以统一整个婆罗洲。
处理完兰芳遗民的事后，刘镇庭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货轮。
随着九月份临近，日本国内的政局在近一年内，也发生了多次巨变。
首先是1930年11月14日，日本首相滨口雄幸为到冈山参观陆军演习时，遭右翼枪击。
而后，由外相币原喜重郎临时代理首相职务。
可当时间来到1931年3月后，日本国内政局再次发生了巨变。
一场高层的会议上，临时首相币原喜重郎，坚持重视外交手段，并坚持滨口雄幸的军费裁减政策。
结果币原喜重郎的主张，遭到了军部的集体强烈不满，并视之为“国体”损害。
就连一向不和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因为裁军方案、海军条约，极为罕见的联合起来，抵制币原喜重郎的政策。
最后，在军部的默许下，右翼军国分子桥本欣五郎等佐官级军官，动员约1万名民众（含右翼分子、退役军人、工人）包围议会。
并向政友会、民政党总部及首相官邸，投掷训炸弹，制造混乱。
日本军部借机以“戡乱”为名，调动驻东京第1师团进入市区，控制要害部门。
并宣布戒严：动用军队包围议会，迫使政府发布戒严令。
最后，派代表进入议会，要求币原代理内阁总辞职。
更夸张的是，竟然要提出拥立宇垣一成（时任陆军大臣）组阁，建立军部主导的“举国一致”政府。
并且，已经做好了兵变的准备，随时清除反对者。
可军部的这个僭越的举动，马上就引起了裕仁的不满。
起初，宇垣一成是默许了军部的行为。
可在陆军中坚干部永田铁山等人“慎重行事”的劝告下，宇垣一成认为“时机不成熟”，担心引发内乱，主动劝告桥本等人取消行动。
最后，在军部明确反对币原出任首相的情况下，裕仁只好要求更换内阁首相。
于是，在4月14日滨口雄幸正式辞职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秉持中立的若槻礼次郎担任首相，用来平衡各势力。
而代理首相币原喜重郎，则继续留任外相，但手中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军部在得到自己想要的之后，陆军省竟然将该事件定性为“内部思想问题”，未移交司法。
而且，一向视陆军为卑贱马鹿的海军省，也出面维护了此事。
这件事之后，仅对主谋桥本欣五郎处以禁闭25天的轻微处分，其余人员未受惩罚。
对外，更是隐瞒政变细节，称“少数军官思想不稳”。
这一包庇的举动，更加助长了军部的嚣张气焰。
就这样，号称“雄狮宰相”，在任期内能够压制日本军部的滨口雄幸，最终因为军部的报复，遇袭身亡。
而原本准备继续缩减军费、裁军的币原喜重郎，还未能正式组阁，就被赶下台。
最后，换上了毫无主张，只会和稀泥的若槻礼次郎。
为了安抚军部，确保自己能坐稳首相的位置。
若槻礼次郎上台后，叫停了滨口雄幸先前颁布的裁军政策。
然而，内阁的不断妥协，暴露了日本军部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的现实。
也标志着陆军少壮派，已从“言论批判”转向“武装夺权”的实际行动。
军部对政变主谋的轻罚，实质上是对这种行为的包庇，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与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而此时，刘镇庭已经回到了上海。